家园新人一枚~这是我最近的一篇课程论文，权当抛砖引玉，顺便为征文获奖加个基数了。要是下段时间实验室搬砖工作不紧张，争取写一个正式点的征文。请大家多多关照哦 
在中国思想史上，魏晋以其玄学思潮占领了一席之地；而在中国侠文化史上，魏晋之侠基本反映了其时代特色，以任侠放达、尚武好义为主要形式。《世说新语》与《搜神记》是魏晋时期两部重要的小说作品，其中《世说新语》集中反映了魏晋时期的社会形态，而从中，也能看出一部分魏晋时期侠的流变。 魏晋之前的侠 先秦时期，侠便开始萌芽。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将儒士与侠士定义为危害国家的两种毒瘤。侠所注重的气节，信义，正义，与儒家的思想有相似之处。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最终为救主人慷慨赴死可以说是侠的表现。然而，另一方面来看，儒家提倡“中庸之道”与“宽恕”，这与侠任性为事，快意恩仇的性格是相悖的，此外，两者强调的“义”也是有区别的，儒家的“义”可能是有条件的，基础是道德与秩序、等级，而侠所崇尚的“义”应该是无条件的，没有阶级区分的，更趋向于墨家的兼爱。因此，传统的义侠可以看做是基于儒家思想却又突破其性格特点的侠，其存在的基础是义与信，用侠的方式向世人展现。道家思想恐怕是不怎么重视侠客的，将与道相关的剑仙作为侠来看待，其实是混淆了道家与道教，何况在北朝寇谦之整顿前的道教，更多是一种邪教，行的是聚众淫乱之事，与侠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庄子·说剑》中关于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的论述即反映了对侠客的轻视。从思想上来说，道家，尤其是庄子的逍遥以及安命无为思想，是与侠客积极出世的态度不符合的。然而，就不服从社会约束，反对统治者暴政的自然思想，与侠士有一定的相似程度。墨家有强烈的正义感，为了正义，为了信，为了帮助他人而不惜性命的行为，与侠客的行为符合。然而，墨家与侠存在着不同，首先，墨家思想主张非攻，不希望用武力解决问题，而侠客却多半选择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其次，墨家人物都严于律己，甘于朴素节俭的生活，与侠客任性而为不同。 汉初游侠盛行，遍布社会，他们往往都极具号召力，甚至威胁到了统治者，也因此，汉武帝对游侠举起了屠刀，以名侠郭解为首，杀一儆百，抑制了游侠的发展之势。也在此时，诞生了第一个肯定侠的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记叙了三位游侠，朱家、郭解以及剧孟的故事。他主要看中的是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的品质。司马迁所肯定的侠可以称之为“义侠”，也就是道义之侠，也是后世大部分时期的理想侠客。所谓道义，其实也是与儒家思想有不同之处的，《孟子·离娄上》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其实还是因为前面所说儒家的义是有原则的。而义侠背离的这个原则，讲求兼义，融合了墨家思想，而更能达到社会认同感。然而，可惜的是，这种义侠势必会造成政治的打压，因为其崇尚的在统治者看来更多的是“私义”，这也就使义侠在社会上边缘化，成为了真正的“江湖”之侠。紧接着，义侠逐步分化成了两个方向，一部分在江湖之中仍然恪守道义，成为百姓爱戴的游侠，另一部分在“私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成为反抗政府的草莽之辈。 魏晋时期的侠 汉末三国进入了百余年的大动乱时期，两晋时期，类似的动荡并没有太大的好转。混乱的年代可能导致了侠的井喷，然而这段时期的侠却一改司马迁儒侠的标准，成为尚武横行的任侠。《三国志》中随处可见“少任侠”之类的语句，其侠的行为多半是蔑视法纪，肆意妄为，典型就是甘宁，《甘宁传》记载：甘宁，字兴霸，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这种行为从本质上来说与流氓没有区别，只是在以侠义来标榜罢了。在幻想之中，又有另一种情况，干宝《搜神记》描绘了大量怪诞的侠义故事，较为出名的便是《三王墓》，恐怕是因为社会的动荡让文人只能将美好的愿望寄托于幻想之中，就如同抗战时期侠义小说风行一般。 《世说新语》中侠的反映 作为记载魏晋时期社会风尚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中的一些故事较好的体现了这段时期侠的状况。前已提到，任侠放荡是魏晋之侠的特色，在《世说新语》中可以看到，这种侠并非之存在于社会底层，在士族中也屡有表现。假谲篇记载了曹操与袁绍的任侠故事：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入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三国志·王粲传》中有嵇康“尚奇任侠”的记载，可见任侠在当时社会中的风行。这类任侠分为两种情况，在基层中是因为社会的动荡，让百姓对于统治集团失去了希望，希冀于用自己的武力来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实质上与强盗没有太大区别，若是他们还保留守诺言、讲信义的义侠之风，那还能勉强称之为侠；上层的任侠如嵇康、曹操之类与前者也有不同，他们更多突破的是礼教而不是法律，实际上与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的一些故事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崇尚老庄的社会思想风潮中，他们追逐自由，反对礼法的束缚，以“义”、“信”为价值取向，以放达慕侠的态度反抗世俗。 除开主流的任侠，《世说新语》还有少量义侠的记载，最出名的即是“京都大侠”李阳，规箴篇侧面反映了这一点：王夷甫妇，郭泰宁女，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时其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都大侠，犹汉之楼护，郭氏惮之。夷甫骤谏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卿不可。”郭氏小为之损。王衍的妻子只听从李阳的劝告，足见李阳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楼护是班固《汉书·游侠传》中记载的义侠、高义之士，将李阳与楼护做比也反映了魏晋时期人们对于义侠的渴望。更直接的是在于《世说新语·自新》，记载了两位任侠少年自新的故事：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戴渊少时，游侠不冶行检……渊便泣涕，投剑归机。辞厉非常，机弥重之，定交，作笔荐焉。过江，仕至征西将军。在这里可以发现，任侠虽然在魏晋时期十分的流行，然而百姓至少是读书人对他们是不认可的。他们向往、崇尚的是司马迁所定义的游侠或者说义侠。同时，可以发现的是，任侠的记载一般在世说新语的假谲等贬低的篇目中，体现了这部作品整体上轻视任侠，尚慕义侠的风格，也体现了魏晋之侠从任侠到义侠的转变。甚至在戴渊的故事中，有向清代官侠的转变，使得我们在《世说新语》中看到侠的流变，有一丝《水浒传》的影子——由一群强盗一般的任侠逐步转变为官侠的道路。 最后谈《世说新语》会展现这样侠文化的原因。前已提及，《世说新语》是对魏晋时期社会风尚与思想风潮的集中体现，那么它所体现的侠文化就理所应当地打下了深刻的魏晋烙印。先说任侠的泛滥，直接联想到的是魏晋时期社会的动荡催生而来。尤其是汉末三国时期的大动乱，基层的民众或为了生存、或为了推翻政府，走向了任侠的道路。但这只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不妨看安史之乱的唐朝，这也是一个盛产侠的年代，然而其类型却是司马迁所肯定的游侠，最著名的可能就是李白，《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一句化用《庄子·说剑》，尽显豪迈，更是道尽了游侠本色，。而睢阳保卫战中的南霁云、雷万春等人，乃至主帅张巡都为游侠、义侠“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做出了最好的注解。同样的，饱受少数民族侵略的宋朝，也有像陆游、辛弃疾这样赴国死难的豪侠。所以说社会的动乱只能是任侠出现的催生点，其文化基础可能是魏晋时期名教的崩溃以及道家自然思想的兴起。对于社会底层尚武之人，他们摆脱了名教的束缚，追求行为上的自由，走上了“以武犯禁”的道路；对于社会上层的士人而言，他们崇尚任侠放荡自由的生活，不愿被世俗礼法所约束，走上了“以文乱法”的道路。本质上，这个时期的任侠是魏晋任诞在侠方面的体现。 至于《世说新语》崇尚义侠的态度，只需要想想抗战时期侠义小说的风行就明白了。当时的中国外敌不断、内忧重重，民不聊生。却在这个时候涌现出了以还珠楼主、王度庐为首的十余位侠义小说作家，他们笔下的侠士英雄基本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美好之处。他们在侠客江湖这个隐世界中完成救赎，而显世界中的中国，却已经不堪一击。这样的思路，不是与《世说新语》很是类似吗，显世界中社会几近崩塌，战乱重重，强盗横行，在隐世界中，却存在另一个魏晋、一个存在着义侠，保留了侠义精神的魏晋。再想想同时期的《搜神记》，其以怪诞的故事引出义侠，岂非也是原因造成的？ 总结侠的行为，可以看到儒墨道三家思想对其精神内核的影响。儒家对应了侠言必信、行必果乃至为国为民的行为准则；墨家对应了侠“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这种不惜己命、舍己为人的品质；道家则对应了侠追求个性自由、反抗政治约束、逍遥归隐的态度。任何侠的类型都可以看成是这三种思想内核的叠加。魏晋时期的名教奔溃，在侠中剔除了大部分儒家与墨家的内核，留下来的道家就使侠演变成了任侠。侠长期的任诞甚至近似于流氓，也让人逐渐考量侠存在的价值，思慕义侠的风潮又重新开始。这种从任侠到义侠的流变，《世说新语》这部笔记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注解，也为我们探索魏晋之侠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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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7-1-3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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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3 20:05
发表于 2017-1-3 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