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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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e=20,money] 看梁羽生的书是读中学时候的事,已经很多年了,影视界也并不热衷改编梁氏的小说,我已经快要将这个作家忘记了。突然想起他来,是因为论坛上有人比较起张丹枫和黄药师这两个角色,认为从对这两个精神境界相近的人物的对比,可看出梁羽生比金庸的境界更高。
写武侠评论是件很尴尬的事情,有一次我兴冲冲的问一个搞文学的女孩她觉得83射好还是03射好,她回答说武侠都是垃圾,无须争出大垃圾和小垃圾来,这让我的自尊心很受损,很长时间不敢码一些所谓的武侠评论,然而没多久我就释怀了,因为我看到她在看《流星花园》:谁比谁更俗呢?
我想,有人要说梁羽生小说比金庸小说好恐怕也是这种心态:他们非认为自己是主流文学的代言人,标榜一本正经的文学。因为梁氏的小说更加传统,更加像传统文学:语言工整严谨,人物一身正气,从头到尾都有诗歌点缀,而情节也不那么取巧离奇(情节诡异是被主流鄙视的,他们崇尚现实主义)。最重要的是,梁羽生的小说更符合道德偶像的标准,就比如张丹枫比黄药师就更正统。
然而,依据张比黄正统而得出梁高于金恐怕是不妥当的。首先是两个人物在各自的小说里所服从的写作目的是不一样的。小说创作的主要目的是塑造人物,其他的一切都要服从于人物的塑造过程。我以为,这个提法还应该加上个注脚,也就是小说中的一切都要服从与主要人物的塑造,包括次要人物。这就使得张丹枫和黄药师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可比性。张丹枫是梁羽生竭力要塑造的男一号,而黄药师连男七号也算不上,不能说因为金老的文笔高妙,把次要人物也塑造得血肉丰满,于是金老的笔下的次要人物也可以拿出来和梁老的主角做比较,以此提炼出作者之间的精神气质和文化观点的差异来。
一般来讲,作者会在主角身上倾注自己的文化理念和人生追求,主角身上完全可以体现作者的大部分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取舍,次要的角色则不然,即使他的形象是非常的完美的,但是他也可能代表作者文化趋向的一个完全相反的方面。因为一部小说就如同一个社会,当然里边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不可能每个都是作者所赞同和认同的。以我的看法,根据金老的一贯作风,黄药师甚至是金老所讨厌的一类人物(将在下文展开),相反的,在梁老心中,张丹枫代表了中华民族上流社会给予民族的一种希望,基本上而言,老梁的历史观属于英雄创造了历史。这样一来,黄张二人的可比性就更大的减少了,打个比方,可以用关羽与鲁智深对比出老施和老罗的异同,但切勿用孙二娘去和张飞对比。
其次是金庸和梁羽生对人物形象塑造手法明显是有高下的。金庸学贯中西,在人物塑造上较多的引入了西方的心理分析手法,包括金庸本身的佛学修养,金庸在通俗小说作家中历史性地突破了脸谱化的描写方式,塑造的人物角色较为多样和复杂,当然也更为真实。金庸的小说是对人性的记录与探讨,一个个片段实质上是人性的切片标本,于细微处显现人的真实内心。基于这种认识,金庸描写的黄药师当然采取了史记笔法,使得黄的性格更为真实可感,他的存在是提供了一个心理分析的模本。 而梁羽生是个传统的文人,虽然在塑造张丹枫的时候梁羽生很注意的描写了张丹枫心理的一些空洞来造成真实感,然而张丹枫终究是梁羽生臆造出来的一个不存在于真实空间的人物,他存在的意义是偶像式的。更进一步说,黄药师是个知识分子才华不凡,但是在社会碰壁无数最终失望而导致性格乖张,刚愎自用乃至心理bian态的一个难得的失势的旧时代找不到自我定位的一个精神病态样本。而张丹枫是精神上是积极奋发的,心理是健康乐观的,一般讲来上他是旧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勃发状态下的产物,由于金梁在创作意图根本上的不同,导致黄张二人虽然都是知识分子,却在精神境界上相去甚远。
特别地,我们应该看到,梁羽生身上有一种作为知识分子本身的一种群体优越感,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前进的决定力量。而金庸则跳出了这个范畴,甚至说,从金庸小说的变迁上看,金庸甚至有一种文化虚无感乃至反文化的倾向,他更多地看到了知识分子本身的弊病(鲁迅和毛泽东也是这个看法),他更愿意把社会思想寄托在那些根本没什么文化的半文盲身上。也就是说,本身金庸是不赞同知识分子的,黄药师的产生,我大胆说一句,甚至是出于对知识分子社会局限性的一种无情披露。相比之下,我们更愿意把我们的理想寄托在郭靖这个半文盲身上。这也许的金庸和梁羽生的最大不同。
还有人说,梁羽生的思想性比金庸的要强,我不知道思想性的定义是什么,但是我约莫知道这类先生的意思是梁比金爱国。他们说,越到后期,金庸笔下的人物邪气越长,光茫完完全全超过了他所创造的正面人物,侠在金庸的后期作品而处于逐惭消亡中,直到最后在鹿鼎记中韦小宝的彻底无侠.老成持重的袁承志不及桀傲不驯的夏雪宜,懦弱无能的张无忌不如狂放十足的杨逍,人物的邪气越重,反而给人留下的印象越深。看多了金庸的小说,越来越分不清是非善恶。始觉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大奸大恶之徒也必有伤心之处,似乎都值得原谅。因此,这绝不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至少在剖析一部作品的思想深度上会给人误导之嫌。
然而,文学最主要的作用是审美欣赏和消遣功能,其次才是给人以某种程度上的思想熏陶.诗歌不是压韵的政治口号,小说也不是有故事情节的政治寓言.鲁迅先生就谈到过,文学起源于劳动,文学的最初功能是在劳动之后起到消除疲乏的作用,也就是说,鲁迅的眼中,文学最原始的功能是消遣性的.余秋雨在<戏剧理论史稿>中更直接提到,文学是起源于游戏.也就是说,文是可以载道,但文不是为载道而存在的.一部好的小说,首要的是以其故事性打动读者,然后才是给于某种程度的教化作用.香港周星驰有一句话:”我不怕大家说我没思想,我怕大家不喜欢我,我主要是逗大家笑,直到在逗大家笑的过程中,发现有些思想是不吐不快的,我才说出来。“
所以,像梁氏的小说,从头到尾都是以民族大义为主线贯穿始终,事实上是犯了尊令文学的错误.小说是如实的反映人生,反映社会,反映人与人之见那中亘 古不变的情感,而不是为某个大的政治主题服务.要讨论小说的思想性,并不是文中出现了英雄们的壮怀激烈和创世纪的战斗诗篇才叫有思想性.这种思想性,我们姑且可以说成是短时期内的一种狭隘低俗的思想性,也是导致小说短命的原由.梁氏的小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直未能登大雅之堂,以其脸谱化而被诟病.究竟什么才叫有思想性?我以为,真实的反映了社会,人生,揭示了人类在这个空间的生存状态就叫思想性.如金庸的小说,引起了我们对人类自身的一种反思,和对文化的一种审视,这才叫思想性.这比梁氏的民族国家大义不能不说是高一筹.人类这个话题当然是高于民族这个命题的. 还要谈的一点问题是,文学究竟要塑造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那当然是立足于真实的社会和人生,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就连最脱离实际的小说如神话,也是借助神来描写人间的悲欢离合和情感历程.金庸先生的人物确实在后期没有了明显的侠气,但这不是落后,而是基于金老对人生的认识成熟以后的一种转型.张丹枫那样的侠客未免是不真实的,虚假的,他当然很高大,很伟大,但是这种偶像似的人物出了让我们在梦里羡慕一下之外,对我们认识人生和社会,了解我们人类,有什么帮助?读者无法体会他们的心情,无法与他们一起分享欢笑与痛苦,浮沉与升腾,无法一起体验作者带来的那种后中的人生经历.金老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描写了很多不完美但是很真实的形象,这一切,给我们带来的,是整个的社会,他是把社会搬到了小说中来,这无疑是高了好几个档次.武侠小说向来就文本的局限,使得这类小说一直无法登入雅文学的殿堂.这个局限就是武侠要写神话般的人物和情节,严重的胡编乱造无法给人一种审美.他无法带给你什么思考.把写实的笔调带进武侠,使得武侠小说“既表天才,也关世运”,和其他文本的小说一样有了反映社会的功用.金老真是天才.这样一来的结果是,金老走进了雅文学殿堂,而梁氏则至多算是武侠的顶峰人物罢了.写实手法的结果当时是不可避免的要描写到我们英雄的缺点和心理毛病,这当然使小姑娘感到不满了,相比之下,张丹枫更适合做女孩们的王子.
金庸采取这种写法的另外一个背景是,武侠小说如果一定要塑造高大全的完美英雄,那就有了重复的可能性,不但重复自己,也重复别人.比如写名士型侠客,那就得有多少个和张丹枫重合?这个毛病在梁羽生的小说里表现的特别严重,金庸是聪明的,他把描写的对象方开了来.武侠的天地就宽了,不但侠客,皇帝,将军,流氓,混混都可以进入小说,减少了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金老的人物形象虽然不喜欢,但是留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给人的感悟是不少的.有人不喜欢金老后期的某些人物,只是因为金老的尖刻,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幻想给破灭了,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与其说金庸是残忍的,还不如说这个人生是残忍的.对于很多人的幻想泡泡,我只能替金老说声抱歉.
尤其重要的是,金庸描写邪派人物,本身不代表金庸赞同这个人物,之所以这些人物给我们的印象更深刻,那是因为梁羽生式的高大全英雄太多让我们倒胃的结果,过错不在金庸,那是梁羽生的错误.这不能说明金庸有意思的夸耀邪恶. 而且金庸的后期人物也不是越来越邪恶,就最后的几部小说而言,段誉的心理就健康的很,《鹿鼎记》中的另外一个主角更是个无双的英雄.
金庸的小说之所以导致让某些人看起来觉得没思想,那是因为金庸不喜欢喊政治口号.其实仔细的看来,金庸笔下的故事,他的思想早已经突破梁羽生的那种大汉族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范畴,已经上升到关爱世人,关爱生命的境界.比如在《天龙八部》中,萧峰的死就是具有国际主义和和平主义的价值.段誉身上流动的那种热情友爱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已经上升到了我们人性的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了.梁羽生还意识不到这些,他只会简单的喊些口号,当然,这种低层次的口号更容易让人觉得热血沸腾,觉得思想性的所在.而金庸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人生命题和家园情怀,涉及到了我们人类学行而上的一些东西.
如果要做个比喻的话,梁羽生就是个大鼓,让你在热情洋溢之后的时候觉得虚脱和无聊,而金庸,是一个木鱼,他让你的心清净下来,然后用你的双眼去观察这个世界,关爱我们的人类.
当然,我也不是在贬低梁羽生,我个人认为梁羽生小说比古龙小说更有生命力。近年来兴起古龙热,老梁的书则被尘封于书店的角落里.我想这是因为古龙的小说中那种对正统的背叛和对人生悲苦的哀惋,在白银时代的少男少女身上产生了共鸣.或者说是古龙的小说迎合了年轻人当前的这种精神状态,犹如西方的金斯堡.而老梁过分正统的文化观点理所当然是年轻的读者所背叛的对象,梁羽生按照古代名士为模本塑造的侠客也不符合这个追求叛逆,讨厌政治,追求另类的世代所欢迎.但是,迎合了年轻人这种短期浮躁心态的小说终究是短命的文学.以西方为例,‘跨掉的一代”终于向他们背叛的体制和传统缴械投降,以做了总统的克林顿为代表.
事实上说明,家国梦和民族情当然是比背叛的躁动要长久的.当躁动过去,年轻人还是会回到这个主题上来,扮酷的年代过去,大家还是会觉出那淡如清茶的梁羽生的好处来.就这点而言,我以为,梁羽生小说的流传年代会大大的长于古龙小说.毕竟,随着年代的变更,各个年代的人群叛逆的方式和对人生的感触是不一样的,古龙的那套东西终究会过时.而“千秋家国梦”,是一个延续了千年而且注定要一直流传下去的命题.
梁羽生创造性的继承了传统白话小说的语言精髓,在欧化文言铺天盖地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保存了我们民族的一份文化遗产.老梁把武侠小说的描写,从旧时代怪力乱神,打坐服丹,长生不死,飞剑取人头的“乱谈”中解脱出来,把我们的英雄的身影落到世俗,把他们的脚步落实到大地,为日后的武侠小说写作者开辟了条新的道路,这是梁羽生的大智慧所在.梁羽生在三十多年创作中,不遗余力的创造了一大群凝聚了民族理想的侠客.在他的笔下,侠客们挥洒自如,行云流水,体现着生活的多样性,让久居樊笼的读者心驰而神往.
梁羽生理想化的描写,给了中国人一个美妙的梦境.张丹枫式的努力,以非主流的文学形式向民众渗透了一种平民式的救国理想,重新以武侠的形式演绎了“天下兴忘,匹夫有则”的古训.对中国的大多数而眼,非主流的市民文学的教化功能是更强的.在这点上,当向梁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梁羽生把武侠提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峰,但是武侠要突破自身的文本局限,梁羽生的努力是不够的,梁羽生对家国梦的描写,使得这种市民文艺第一次有了比较丰富的思维内涵和可阅读性,这比旧式武侠是有了不少的进步.但是,小说是如实的反映人生,反映社会,反映人与人之见那中亘古不变的情感,把他当做个教化工具还是太小瞧了文学的功用了.因为要在书中表现出侠客们的那种崇高和伟大,梁羽生的人物塑造就犯了脸谱化的毛病,使得人物形象雷同过多,被人以僵化文学诟病.梁羽生没能做得更好,责任不在他.一个文学样式的革新,往往是要好几代人来完成.
梁羽生未完成的历史使命,我们很高兴的看到,在他稍后,就由一位横空出世的天才来完成了.在金庸手上,武侠小说的写作终于有了和其他的纯文学一样的内涵,写作手法是多样了,人物形象是丰富了,思想性是进步了,武侠小说终于在金庸手里突破了他的文本局限,走进了文学的堂皇殿堂.有时候也在后怕,如果不是梁羽生的写作任务太重,拉出金庸来帮忙,那我们今天的武侠?会是什么样的呢? [/hi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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