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书生情怀──梁羽生笔下的儒侠江湖

谷雨清明

 

 

 

  我的童年,似乎和许多受到严格管束的同龄人不大一样。至少在记忆里,父亲从未阻止我看武侠小说。相反地,十几岁时他和我逛新华书店,曾经指着架子上的梁羽生全集说道:

 

  “这个人的书,经得起一读再读。”
 

  现在回想起来,大概那就是我与梁公缘分的开始吧。
 

  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曾经出版过一本研究中国武侠小说历史流变的著作,名字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提起“文人”和“侠客”,并非天生一家。据说“侠”的概念,最早来自于《五蠹》,书中韩非子将“儒”与“侠”的概念分割并立,提出儒文侠武的的观念。而自唐传奇起,到清代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侠义小说和民国旧派武侠,多以草莽粗豪为描写对象,一直局限于茶馆酒肆的消遣。因此,公论新派武侠之“新”,便在于将小说受众普及到了知识分子层面,使之成为雅俗共赏的主流读物。
 

  新派武侠的肇基人,正是梁羽生。
 

  武侠世界金、古、梁三位大师,文风笔法各擅胜场,但新武侠始于梁羽生绝非偶然。梁公本人深具传统知识分子气质,一生热爱国学与历史。他笔下的侠客,被读者赞为“名士”,而他本人也说,武侠小说可以无武,但不可以无侠。这种对武侠的全新解读,由梁羽生肇始,也由他贯彻始终。读梁羽生的书,如读一部现代武侠史,“儒”与“侠”于其中水乳交融,文人的忧国情怀借助“侠”,实现了入世与出世的完美过渡;而武者的逍遥浪迹有了“儒”,也完成了江湖与庙堂的转折升华。
 

  可以说,如果没有梁老,就不会有几十年风靡华人世界的“成人童话”;如果不读梁书,便领略不到那种儒学与侠情之间,既矛盾互斥,又不可分割的魅力吧!
 

  梁羽生书中的江湖,是儒侠的舞台。

  儒侠江湖的精神风骨
 

  老派武侠著作尽管流派众多,风格各异,但究其根本,却无非“恩怨”、“情爱”、“武勇”、“忠义”八个字。到了民国时期,奇情、剑侠小说兴起,也不过给这四大主题披上了一层梦幻外皮。直白简单的精神内核,扎根底层的故事体验,是旧派武侠难以更进一步的最大原因。及至梁羽生为新派武侠开山,则彻底推翻了这种基本格局。梁著以文风雅致、细腻含蓄出名,主人公大都有着显赫且复杂的身世与很深的学识修养。这种倾向在《七剑下天山》引入纳兰容若的时候初露端倪,在其代表作《萍踪侠影》中彻底成型,其后逐步完善成熟。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儒生”成为武侠小说的主角,是武侠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鱼龙一跃天地宽”,知识分子阶层所思考、关心的问题以及其复杂人格、深邃思想与远大追求,为武侠世界带来了第一波震撼性的变革。
 

  梁羽生笔下的侠客总是多情的,他们身上所寄托的,不再是胜负之争、江湖义气这种浅表的东西。哭笑无常的张丹枫,唱着长江万古之愁出场,又在太湖烟波中决然隐去;唐代帝胄李逸,一生付与琴上一支漫漫《黍离》。到了书中金宋相争的时代,梁羽生更是借主人公檀羽冲之口,阐述了这一辈侠客的情仇所系:
 

  檀羽冲出场于《狂侠天骄魔女》这部书,但他并不是汉人,而是一名女真人。他出身于金国外戚大族,有亲王继承权,因为反对本国皇帝完颜亮穷兵黩武而流落江南,却又因出身立场而不见容于汉人。书中女主人公与他相遇之时,曾问过他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金国皇帝残暴无道,那你身为金人,是要为本族卖命呢,还是相助敌国?这两种选择,哪种才是正确的?这是个两难的选项,而檀羽冲的先后回答,也极为发人深省:
 

  【江南江南,长江之南,金宋之间的隔阂,却比长江天堑更难逾越。】
 

  【君王兴兵,所苦只有百姓。】
 

  【我是但求心之所安,普天之下,谁也不能叫我为他卖命。】
 

  三句话,三段解不开的谜题,国家民族,天下百姓,以及一生一世,一己之心。范文正公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让书中诸位君子大侠们,如何能不多情多愁呢?
 

  梁羽生笔下的侠客,追求的是“济民利生”的儒家理念,坚持的却是“正义自由”的武侠精神。因此,作者“侠”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亦狂亦侠真豪杰,能歌能哭迈俗流”。在他的心目中,儒与侠、文与武的合流,应该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是在现实的桎梏中,以超迈俗流的姿态,坚持对义理的孜孜追求,并实现兼济天下的远大理念。
 

  我读梁书,为主人公的丰采倾倒之余,曾做歪诗一首,咏梁书之侠情风骨:
 

  忧深难免效屈子,纵酒学狂比太白。不是人前常哭笑,文心侠气此襟怀。

  儒侠世界的动人故事
 

  在很多人的心里,梁书最大的特点,在于以悲剧的震撼力感染读者。譬如最为社会熟知的《白发魔女传》与《云海玉弓缘》,都是以爱情中的离合悲欢、最终缺憾为最大看点。以文风而论,梁老笔调细腻、古风诗彩,本人也是红楼梦和纳兰词的爱好者,描摹起情仇爱恋自然是一把好手,但是通读之下,会发现梁羽生江湖的真正精彩,其实远不止于此处。
 

  从小说立意上,可以将金庸与梁羽生做一对比,金老喜爱“破茧成蝶”的故事,通过一本小说,描绘个人奋斗成长、最终成功的历史。而梁老则不相同,他笔下的侠客爱穿白衣,大多甫登场便是人中龙凤,文武兼备潇洒风流。异数如金世遗者,一现身也孤高自许、桀骜不驯。但随着故事演进,竟常常是风尘染人、世事摧折,徒留几多遗憾、几多彻悟罢了。
 

  这种反常的故事模式,源自于梁羽生本人的写作观念。他说过自己不爱标新求奇,也排斥过多与现实脱节的“奇遇”、“巧合”,对于情节必需的矛盾冲突,梁羽生喜欢去小说的历史大背景中去寻找,这也是他的作品常常附带有大篇幅史实描绘的重要原因。
 

  这一点最典型的是《女帝奇英传》。
 

  《女帝》名列梁羽生自己最钟爱的三部小说之一,其最大特点在于几名主要人物都以悲剧收场。故事的大背景是“武夺李姓”,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的统治时期。主人公李逸则是故太子李建成的唯一后裔,与武则天站在对立面,半生奋斗,都致力于反抗武姓统治。但是他的初恋情人上官婉儿,却辜负了两人恋情,倒向了政敌一方,最终屈就了与太子李显的政治婚姻;他第二个眷恋上的女子,更是武则天的嫡亲侄女,以至一段感情无疾而终;最终李逸的结发妻子死于政治斗争,他本人也因为身负皇室血统不见容于武则天的女儿太平,遭到毒杀身亡。
 

  就是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主人公的遗言竟是完全相反的格调,李逸临终前,曾对一生深爱却有缘无分的武玄霜说了这样的话:
 

  “不!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回来后,看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情,但也看到了更多令人兴奋的事情,我现在明白了,个人实在算不得什么,咱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
 

  ──这时候的李逸,已是气若游丝,于病榻上仅存一息,而他无视自己一辈子的悲惨经历,说出这样的话,岂不奇哉怪也?
 

  其实并不奇怪,李逸的一生,有过太多非常的际遇。拥戴他反武的人,最终被证明只是一群利用他皇室血统争夺私利的小人;而身为政敌的武则天,却处处展现出对他的宽容和理解。这样“主人公的对立面居然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情况,在武侠小说里是极少见的,而李逸在生命之火即将燃尽的时候,终于能够放下一切偏见,承认“她(武则天)确实是一个有才干的女人,其功过便留给后人评说吧!”不可谓不令人欣慰,却也不可谓不令人心酸!
 

  如李逸一般的故事,在梁书中并不罕见。似乎作者特别喜欢把自己的主人公置于各种矛盾的风口浪尖。万般武艺,过不得一关无奈;青年意气,抵不过岁月纠缠。一身孑然而来,两袖清风而去,留给读者的,只有生死不改的仁心浩气。
 

  因此,梁羽生的故事,未必都是令人看了满足欢喜的,其中诸多曲折意趣,不经岁月积淀,或许便难以体会吧。
 

  以上种种,差不多便是我这些年来对梁书的体悟。在眼下这个物欲横流、压力大节奏快的时代,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读小说也逐渐成为一种快餐式的消遣,而乐于追怀古典的人也渐渐不多。令人不免害怕这一点传统小说中的精粹,会如同作者本人的老派君子作风一般,随时代渐行渐远。值此纪念梁羽生先生逝世四周年之际,写下了这篇文章,追忆大师风采:
 

  情同今古,化几许诗心侠梦;笔底春秋,寓多少淑世情怀。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更多的人读一读梁羽生小说,随着作者之笔,纵横天山大漠、烟雨江南,领略这千古文人的侠客之梦。
 

(校对:七弦月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