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金庸外传

柳 苏

 

 

 

  一分为二是金庸。
 

  合二为一就是“镛”──查良镛了。
 

  金庸是由查良镛而来的,先有查良镛,后有金庸。查良镛是本名,金庸是笔名。后来居上,金庸的名气比查良镛为大,虽然查良镛的名气也不小,外国记者写文章捧他──查良镛为“香港名人”。但知道金庸的人显然比知道查良镛的为多,特别在海峡两岸和海外的华人社会里。在港、台文人的笔下,在军界、政界、教育界、文化界……之外,有所谓“名气界”,金庸是“名气界”中的名人。这主要是得武侠小说之助。
 

  金庸这名字首先是和武侠小说联在一起的,是武侠小说的创作使金庸成为武侠小说界的明星、巨星,光芒四射。在创作武侠小说以前,查良镛用其他笔名写过其他文字,如用姚馥兰(英文你的朋友的读音)这笔名写影话,如用林欢这笔名写影话也写电影剧本,在读者中间也曾留下印象。但比起用金庸这笔名写武侠小说来,就远不如它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说到林欢,以前香港长城影业公司拍过一部由夏梦主演的《绝代佳人》,就是林欢编剧,银幕上清晰可见。但据说七年前他在多年隔绝以后,接受邀请,带了妻子、女儿回内地参观游览时,路过上海,被招待看了一场《绝代佳人》,使他很受感动,因为银幕上的“编剧林欢”已经不复存在,出现的却是“编剧查良镛”。这样的一点小小的改动,既有人情世故,也有人事沧桑,不过,就不必去吟味那“三十年来尘粉面,而今始得碧纱笼”的诗句了,古今的事情总会是有些不同的。这里也可以看出,查良镛虽不及金庸,却还是比林欢大大有名。
 

  查良镛,浙江海宁人。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的男主角陈家洛,就被安排出生于海宁的名门望族,也许不是偶然的吧。在海宁,查家也是望族,清朝的著名学者、诗人查慎行,就是海宁查家的。现代的名人中,在台湾做过司法行政部长的查良礛,在大陆以诗驰誉文坛的查良铮(穆旦),更是一看名字就使人知道他们和查良镛应该是兄弟辈,都是从“良”,从“金”。事实正是这样,但查良镛和查良礛并不熟,和查良铮更没有见过面,不过是一族之中的远房兄弟罢了。远到天南地北,金庸是海宁查家,穆旦却是天津查家的。
 

  查良镛的大学生活是在抗战中的重庆度过的,记得他读的是中央政治学校,读的是国际法。近年却听说他战后读法学于东吴法学院。进过杭州《东南日报》工作。然后是上海《大公报》,一九四八年香港《大公报》复刊,他就从上海到了香港,从此就做了香港人,到今天已经是具有四十年港居的历史了。
 

  他先后又后先在香港《大公报》和《新晚报》工作。先在《大公报》编国际新闻版,后在《新晚报》编副刊,然后又回《大公报》编副刊。这就是“先后又后先”的事实根据。这当中,他还在一九五〇年辞职北上,希望能以他的国际法的学历,进入外交部工作。他不是共产党员,又没有外交工作的经历,也不具备什么特殊的推荐,而只是千里上京,毛遂自荐,满怀希望变成完全失望,那是必然的。他终于南回香港,重入《大公》,还几乎不得其门而入。
 

  这位年纪轻轻的“塞翁”当年如果不是失而是得,还会有后来的金庸,今天的查良镛么?
 

  他在《新晚报》工作的那一段日子应该是得意的。他编的副刊,写的影话,都受到读者的欣赏。而尤其受到激赏的,是他的武侠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
 

  他不懂武术,也没有写过小说(包括武侠小说),但他读过不少武侠小说,有这方面的阅读嗜好,当看到和他类似的梁羽生以处女作《龙虎斗京华》一举成名,也就禁不住一身技痒,而跃跃欲试。当梁羽生要为别的报纸写武侠小说而不能兼顾时,金庸就成了被荐举的接棒人,出现在《新晚报》上,同样的一举成名。从此两人就一部又一部地写了下去,成为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名家、大家,更同被誉为新派小说的鼻祖。有人偏爱梁羽生,有人偏爱金庸。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在台湾,在美国和南洋的华人社会,金庸的作品更易进入,也更为风行,尤其是台湾。
 

  比起梁羽生来,金庸的兴趣显得更为广泛。梁羽生只是对文史之学有兴趣(对武侠小说的写作兴趣就不必说了),而金庸除了这一份共同的写作兴趣外,还对电影有兴趣,甚至对芭蕾有兴趣,记得他一段时间去学过芭蕾,在一次报馆的文艺演出中,他还穿上工人服,独跳芭蕾舞,尽管在艺术上那是不及格的,却是使人能够留下印象的。还有,那做外交官的兴趣也不是梁羽生所有。哦,记起了,他们两人还有着另一共同的兴趣,围棋。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两人一度断了往来,复交后就又还有了私下偶尔以棋相会的雅集。
 

  金庸一边写武侠小说,一边写电影剧本,他有几个剧本是由长城拍成了影片的。初时是业余,后来就干脆辞去《大公报》副刊的编辑职务,到长城去做专业的电影工作者了。又编剧,又干副导演,成绩平平。这一段时间不长。
 

  由于他的武侠小说越来越受欢迎,使他激发起办报的兴趣,他相信,可以靠自己的武侠小说吸引人们读他的报纸。就这样,用武侠小说换来的稿费和电影拍摄费做开办费,《明报》以小型报纸的姿态在一九五八年出而问世。这时,他是脱离了长城而一心一意去为他的报纸拚搏。一份八开的小报,编辑部总共不过十来人(有些还是兼差),夫妇两人都投入工作,销路不是一下子就能打开的,经济上也不是容易支持的,那真是艰苦创业。二十九年后的今天,《明报》已是日出十多张的对开报纸,大报是不用说的了,它还酝酿发行股票上市,经济上能赚大钱也是不用说的了。
 

  目前的《明报》招牌是报业有限公司,它出版一份日报、一份晚报、一份周报、一份月刊。还有出书的出版社。一度又出版过一份财经日报、一份武侠月刊和一份电视周刊,又和新加坡的朋友合办过星、马的《新明日报》,时间有长有短。《明报》的主要股东只有两人,而最大的股东是查良镛。
 

  查良镛这一份办报的兴趣也是梁羽生所没有的。当《明报》办得已是可以站得稳时,有人也劝过梁羽生,既是一时瑜亮,何妨也办一报?梁羽生笑说没有这个兴趣。
 

  查良镛初时恐怕也是没有这个兴趣的。在左派报纸工作,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使他和一个“右”字结了不解之缘。思想上的分歧使他先脱离了左派的报纸,再脱离了左派的电影公司,而逐渐发展了自己去打天下的想法。兴趣就是这样来的。
 

  因此,他初时想办的无非是一张独立于左派的报纸,或中立的报纸。但发展下去,越走越远,独立变成了对立,《明报》终于在六七十年代成了一张和左派相对立的报纸。
 

  三年困难时期,广东曾经有过“五月逃亡潮”,一连几天,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漫山遍野从深圳外逃到九龙新界。香港警察出动捉人,一车又一车地把这些逃港者押送回深圳,当然,也有大量的漏网之鱼。左派报纸对这些情景是视若无睹,版面上“无闻”的。《明报》和一些或右派或中立的报纸一样,大登特登。这是它和左派公开显示歧异的开始。
 

  后来,更和左派报纸大开笔战,反对所谓北京“宁要核子不要裤子”的说法。笔战以左派报纸中途不宣而停而告终。这更显示了《明报》和左派明显的决裂。笔战使它收到了为自己以广宣传之效。
 

  然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明报》以大量刊登形形色色的小字报而争取了大量读者。左派报纸所能刊登的只是林彪、江青之流制造出来的“文革”谎言。
 

  更加尖锐对立的,是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暴”(有人称它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左派在当时是“义无反顾”的“抗暴”派,而《明报》公开宣布它是支持港英“镇暴”的──镇压左派暴动。查良镛因此被有些人称为“豺狼镛”,大有必欲去之而后快之势。
 

  俱往矣!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往事。当年的对立者早已彼此翩然一笑了。
 

  七十年代之初,查良镛应邀访问了台湾,写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思》。以后又去过几次。
 

  八十年代之初,他开始应邀访问大陆。这以后,更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草委,兼政制小组的召集人之一;又担任了基本法谘询委员会的谘委。成了和北京保持良好关系的闻人。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观潮不语,也总有人会叹一声“十年风水轮流转”的。
 

  转出来的是一个新姿态的查良镛。说新姿态,主要是说他有别于旧日的武侠小说名家金庸,作家犹是也,但现在新出现的更是政治活动家了。
 

  海外不同于大陆。武侠小说是可以登大雅之堂,入文学之林的。许多学者、专家,都毫不讳言他们是武侠小说的读者,是金庸、梁羽生……的读者,其中包括儒学、文学、史学、自然科学的名家。在这上面,金庸的作家地位是稳固的,他和梁羽生的作品把原来陈腐的武侠小说推到了一个新境界,有很大的创新,有更多的文学艺术性,使它赢得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声誉。在台湾,甚至有“金学”之名,有“金学会”的组织,把金庸的作品作为研究的对象,虽然这有着很大的书商宣传的成分,但也确有一些专家、学者,作古正经地写过分析金庸作品的文章。年轻人当中,把金庸小说中的人物称呼自己的朋友,就更是普遍了,如叫某人为郭靖,某人为杨过,说某人是黄蓉,某人是小龙女,受之者是沾沾自喜的。据说,他现任的夫人也被他报馆的同事背后称为小龙女。
 

  作家之外,作家之后,查良镛在办《明报》的过程中,逐渐又赢得了政论家的声誉。二十多年来,《明报》的社论几乎长期都是他写的,别人执笔的不多。近年来他才把主笔的任务交给了专职的人,而自己偶然才动动笔。一般的社论题目是楷体字,如果那一天出现的是宋体,那就是查良镛亲自写的了,“查记出品,宋体为号”。查良镛的社论一般是千字文,文章简炼,文笔清新,写法也新鲜,不时把他这“笔者”自己也摆了进去,容易使人感到亲切。左派报纸的社论或评论文字,长时期有难言之隐,不可说或不能畅所欲言,或由于种种原因而有所蔽障,说不透或说不准,相形之下,查良镛的文章就显得无忌而深刻了,尽管他也有偏颇、错谬的地方,总的来说,赢得声誉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
 

  进入八十年代后,香港的形势发展了,“九七”问题提出来了,查良镛可能不满足于仅仅坐而言,要起而行了。一方面,不放弃政论家的作为,还是要写,另一方面,却把《明报》社论日常的担子交给别人去挑,自己只是必要时才写一写,主要的精力是把自己推进了政治活动的领域(也许是左边有人也这样拉他),同时又在把自己的报业积极推进于股票市场,希望吸纳更多的资金。这上市的策划呼之欲出,却还没有具体实现。
 

  查良镛在一些事情上显出了他拿得起,放得下的气魄。
 

  写了十五年,写出十五部武侠小说后,一九七〇年他就闭门封刀,不写武侠了。然后用了十年时间,修改他的作品,出版了一整套的《金庸作品集》。放下武侠,至今已有十七年。当武侠小说不断为他带来很大的声誉时,这样的毅然放下,是并不容易的。
 

  写了二十多年,写了那许多《明报》社论,赢得声誉后,能断然改变天天写为有时写,这也是不容易的,和停写武侠一样,同样有一个怎么舍得的问题。但他终于还是割舍了。
 

  这是因为他总是有新的目标要奔赴。停武侠而主要写社论,减社论而致力于活动──一个说法是他想有时间去研究佛学。要成为学者?
 

  前两年,他是得到了一个博士衔头的。送这个名誉学位给他的是香港大学。有这么一个传说,在得到这个学位前,他送给港大一百万元,支票由他亲自交给当时的港大校长黄丽松,黄丽松一边收下,一边笑着说,你写漏了一个“0”了。一个“0”似乎无足轻重,但这一个“0”不是一钱不值的符号,而是九百万!他后来又补送了这九百万。这传说真实程度如何,不敢说。无论如何,以查的才识,即使是仅仅写武侠小说的才识,得个博士也不为过。
 

  一千万又值得多少钱?在有些人来说,一生一世也挣不到这些,但在数以亿计财产的人来说,就又算不得怎么大的数字了。在香港,有些富商巨贾是在成千万上亿元地捐款给内地的。查良镛还算不得这样的富人,他只是文化人出身,以文化起家的巨富。他现在象当年的外国大班一样,住在太平山山顶的花园式的华屋,当还没有买下来时,每月租金好几万元。一千万不过十多年的房租而已。回想五十年代,他租人家的房子,住在太平山脚,现在是自置物业,住在太平山顶而处于巅峰。一山的上下,一个世代的升腾!这升腾正自未已。
 

  有一个时期,他的住宅是不轻易接待一般客人的。但年前围棋国手陈祖德却被招待在他那里住了几个月之久。在陈祖德来说,是休养;在他,是便于请益。他是个围棋爱好者。香港的围棋组织他是负责人。北京的聂卫平,台湾的沈君山,在他家里进行过一“通”──交流了棋艺。
 

  他自己的棋艺水平当然没有他的武侠小说和社论的水平那样高。对于不少读者来说,他的武侠小说是不作第二人想的。对他自己说来,他比较喜欢《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和《笑傲江湖》,说是由于其中感情较强烈而使他喜欢。
 

  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到《鹿鼎记》结束,他一共写了十五部长短篇,花了十五年光阴(这说法是有些矛盾的。在《鹿鼎记》后记中,他既说《鹿鼎记》是最后的一部,又说《越女剑》是最后的;既说一九七〇年封刀搁笔,又说《鹿鼎记》随写随刊,每天写一续,第二天登出,而《鹿鼎记》在一九七二年九月才登完)。
 

  他把十五部小说中的十四部书名的第一个字,做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飞──《飞狐外传》
  雪──《雪山飞狐》
  连──《连城诀》
  天──《天龙八部》
  射──《射雕英雄传》
  白──《白马啸西风》
  鹿──《鹿鼎记》
  笑──《笑傲江湖》
  书──《书剑恩仇录》
  神──《神雕侠侣》
  侠──《侠客行》
  倚──《倚天屠龙记》
  碧──《碧血剑》
  鸳──《鸳鸯剑》

  还有一部《越女剑》,他说是一个并不重要的短篇,额满见遗了。
 

  记得这十四个字有一个好处,不致于被那些假冒伪造的作品所欺骗。金庸作品就是这十五部,其他的肯定是赝品。
 

  属于真货的《鹿鼎记》,由于作者换了新的写法,风格和形式和他以前写的武侠小说很不相同,更象历史小说。因此引起了读者的怀疑,在报上连载时就不断有人提问:“是不是别人代写的?”他说更象历史小说,而不少人指出,那更象现代中国史,十年“文革”史,他是在借清朝之古,讽“文革”之今。
 

  他虽然肯定《鹿鼎记》是他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却还是附加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没有特殊意外”。而在这附加之上,却又附加了另外一个附加,说“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的。
 

  “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缺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馀情绕?”你是赞成龚定庵呢?还是希望金庸来一个“特殊的意外”?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