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金盆洗手

　　1983年8月，梁羽生的《武当一剑》在《大公报》“小说林”上连载完毕。至此，他创作武侠小说已近三十个年头了。
　

　　三十年间，他辛勤笔耕，创作了三十五部武侠小说，近二千万字，在写作事业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然而他激流勇退，决意“封刀”归隐了。
　

　　进入八十年代后，还不到耳顺之年的梁羽生，已明显地感到精力不济了。长年累月紧张的伏案写作，使他患了糖尿病，也使他常有未老先衰之感。于是，他开始减少武侠小说创作的时间和数量，准备“分期封刀”了。
　

　　到了《武当一剑》完稿，他更是下定了“封刀”的决心。他自知自己写了很多年了，输出太多，如今已是休息一下，读点书，充实一下的时候了。
　

　　梁大侠“知倦而返”，宣布退出“武林”的消息传出后，读者们都感到难以理解。因为那时梁羽生才五十九岁，身体也还可以，确实不到隐退“江湖”的时候。况且他的“封刀”，对广大读者来说，又是一个何其重大的损失！
　

　　有人问他“封刀”的缘由，他答：“我的年纪已不允许我撰写新的武侠小说了。”
　

　　见问者不解，他又解释道：“人上了五十五岁，记忆力和创造力就会衰退，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而创作武侠小说需要创造力和新奇的幻想，我年纪大了，已没有了当年的浪漫和激情，所以不适宜再写了。”
　

　　接着，他以巴金写爱情小说为例，打了个比方：“过去，巴金所写的爱情小说《家》、《春》、《秋》是家喻户晓的，然而，现在，我相信年纪老矣的巴金，再也写不出像过去那种精彩绝伦的爱情小说了。这和我再也写不出精彩的武侠小说，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写爱情小说需要年轻人的激情作催动剂，而写武侠小说需要的是年轻人丰富的想像力。”
　

　　“岁月不饶人啊！”曾经精力充沛的梁羽生，终于也“服老”了。生性豁达的他，决定顺应天命，随遇而安了。
　

　　梁羽生“封刀”时的果断与慨叹，仍不失其“侠土”的性情。

　　“封刀”后，梁羽生并没有真正做到“还剑一身轻”，而是马上投入到修订旧著的繁重工作中。
　

　　修订旧著，这是他多年来的愿望。他知道，真正传之后世的伟大作品，都是花了很大的修改功夫的。比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是写了烧，烧了再写，才成为精品的。他发愿要在步入耳顺之年时，将生平所写的三十五部小说，两千多万字，来一次总的修改和润饰。
　

　　而过去武侠小说创作中的种种不完善之处，更促使梁羽生下定决心，不避艰辛，去完成修订再版的再创造工程。
　

　　梁羽生认为，自己年轻时写成的作品，尽管想像力丰富，创造力强，虚拟的故事高潮迭起，情节千转百折，但文字运用粗糙，不如现在成熟，况且创作技巧上也大有欠缺，所以有必要重新修订。修订的目标在于以目前驾驭文字的圆满和成熟的技巧去弥补过去的不足，使作品趋于完满。
　

　　至于年纪较大时写就的后期作品，梁羽生则认为除想像力不及年轻时那么丰富外，故事情节也不像早期般波澜起伏。而且由于报纸副刊连载小说时，天天要作者交稿，他有时文思枯竭，难免要“拖它一拖”，能让笔下的武侠男女在刀光剑影中多打一天，就让他们多打一天，造成了部分情节的松散和拖拉。这时期的作品，梁羽生认为需要大刀阔斧地加工改写或浓缩一番，使情节更为紧凑，文字更为精练。
　

　　梁羽生是个办事很有计划性的人。修订的主意已定，他就着手制订了一个比较详尽的修订计划──
　

　　第一期修订工作，修订他开始创作第三年到第十年间的早期作品，包括《萍踪侠影录》、《白发魔女传》、《云海玉弓缘》、《冰川天女传》、《江湖三女侠》、《女帝奇英传》、《狂侠·天骄·魔女》等等。这些他称为“黄金期”的作品，他不准备作太多的改动，主要的工作集中在文字的润饰，而人物和情节则全部保留。
　

　　第二期修订工作，修订创作生涯开始后的十年至二十年的作品，如《鸣镝风云录》、《散花女侠》、《侠骨丹心》、《风雷震九洲》、《瀚海雄风》、《大唐奇侠传》等。
　

　　第二期修订工作完成后，还有第三期，第四期……
　

　　梁羽生整个修订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后期作品上，他要对后期作品毫不容情地大幅度地加以删改，不但情节会有大的变动，小说里的某些人物也可能会被去掉。
　

　　当然，修订著作时经常会出现的弄巧成拙的现象，梁羽生也有所防范，尽量注意避免。好在时常有读者写信给他，他对作品的优劣也大致了解，所以对避免修订中的失误，他有充足的信心。
　

　　整个修订工作，梁羽生采取的原则是先中篇，后长篇，长篇大加浓缩；以前花多些时间，较用心写的，不加细改，当时写得较马虎的，要大改。
　

　　如此，这项修订工作就成了浩大的工程。光是他头一部修订的《七剑下天山》，就改了三个月才完成。这是他较为满意的一部小说，改动较少，只在全书结局时作了较大的改动，若是其它不满意的作品，费时则会更多了。
　

　　鉴于此，梁羽生考虑到自己的健康原因和可能发生的其他意外，故修订工作预计在十年内完成。他感到遗憾的是，十年后自己已年届七十，到时若还感觉有修改作品的必要，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书修订了，还得再版。梁羽生觉得自己的早期作品虽已结集，但装帧设计都非常粗糙，故一直希望有人为他重新出版，至少“样子”好看些，版本精美一点，值得读者或收藏家购买。
　

　　正好，这时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也提出了合作的意愿。他们认为，新派武侠小说发展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其中两大名家金庸、梁羽生的著作，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可以说他们是旗鼓相当。但相对来说，金庸的作品读者群似乎更广，原因之一就是金庸的书装帧设计比较像样，而梁著过去的版本则较为粗糙。他们觉得梁羽生的作品品位较高，也受读者的欢迎，因此很有必要促成梁著的修订重印。
　

　　梁羽生见“天地”有意为他重版旧著，他也乐得将作品独家出版，自己既可省事不少，也可统一所出书的规格，故而即刻同意。双方一拍即合，开始了长期的愉快的合作。
　

　　此后，梁羽生的作品修订后，均交“天地”公司出版。“天地”对梁著重版的工作十分重视，总共拨出几百万元港币，用于分几年重印梁著。在具体的重版工作中，他们严格把关，数次校对和审读梁著，以尽量减少差错。至于装帧设计上则更为用心，仅是所有各书的内文插图，就有专人负责，并请了广州一个著名画家卢廷光来画线描图，力求配图与书中的人物、事件、时代和社会背景相吻合。
　

　　对他们的优质工作，梁羽生深表满意。
　

　　就这样，梁羽生以极大的毅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终于以不到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全部三十五部作品的修订重版工作。修订后的梁著，均由“天地”公司冠以“梁羽生小说系列”，分几年陆续出齐。
　

　　日后，这三十五部新版梁著，都整整齐齐摆放上了梁羽生的书柜。梁羽生常指着这些装帧精美的新书，向客人感叹道：“修订的宏愿已了矣！”

　　梁羽生的“封刀”，并不是“封笔”，他只是不再写武侠小说了。换言之，他的“刀”是封了，但笔是不会封的。
　

　　这是梁羽生以退为进的“一招”。他尚有写作的雄心，尚有服务社会、服务人群的热心，怎能就此退出文坛？！
　

　　“封刀”，只因为“别有千秋业”。梁羽生虽以武侠小说著称于世，但真正的兴趣在文史研究之上。他一直想去从事自己喜欢做，有益社会且具有学术性的文史写作。他认为那才是比武侠小说更能流芳百世的写作事业。
　

　　梁羽生很有主见，亦有自知之明。他清楚人过五十，创造力减弱，但综合力与分析力方面比年轻时强。此时，适宜从事文史方面的研究与分析工作，或者写社评、小品及回忆录之类的文字。尤其是历史小说，循史实铺写而成，不需要稀奇古怪的幻想，而作家随年纪增大，写作功力自然比以前强，技巧、人生阅历方面都比以前丰富，所以最适宜写的是历史小说。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梁羽生尽管隐退“武林”，但又准备在文史小品、文艺随谈上大显身手了！他还积极地收集资料，以便撰写一部反映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小说。
　

　　“写以太平天国为背景的历史小说，这主要是受我的老师简又文的影响，他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我觉得这段历史很有研究价值。”梁羽生如是说。
　

　　2．名联谈趣

　　梁羽生“封刀”前，有朋友集龚自珍的两句诗劝他：“且莫空山听雨去，江湖侠骨恐无多”。“封刀”后，梁羽生笔下的“江湖侠骨”确乎已不复出现，不过他也没有去“空山听雨”的闲暇，倒是在“联话”的写作中寻得不少乐趣。
　

　　对联是我国独有的文学形式，具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传说起源于五代时后蜀主孟昶的新春门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留下了浩如烟海的联作。因其多悬于楹柱，亦称“楹联”。
　

　　对联在各种文学形式之中字数最少，却最富有中国文学的特色。它同诗歌一样，讲究平仄、虚实、声律和对仗，对作者的文学功底的要求较高。一副好的对联，既要合乎“规格”，又要切合有关的人、地、时事，还必须用典恰当，富于文采。因此，写出一副好对联并不容易。
　

　　长期以来，对于对联的研究已逐渐形成了一门学问，称为“联学”。写对联难，研究对联更难，它要求研究者具有文史两方面的扎实知识。
　

　　以对联中的挽联为例，要研究它，不但要稔熟作者、死者的生平、作者和死者的关系、有关的历史背景、联中涉及的故实，还要作文学的分析，包括文字、技巧、风格和布局的优劣，进而兼顾用典是否得当、对仗是否合乎规律和工整、联中有无特别警句、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又在什么地方等等。故非文史功力较深者，轻易不敢从事联话（对联的赏析文章）的写作。
　

　　梁羽生自八九岁起，便跟着外祖父学习做对子。他对联语的爱好，远比武侠小说为早。从事专业创作后，他的作品以武侠小说为主，其次就是联语。虽然单就数量而论，他写的联话不及武侠小说多，但实际上他花在对联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上的时间和精力，恐怕还在武侠小说之上。即使是外出旅游和休假，他也忘不了随时收集各处的名联和趣联。对联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史信息，使爱好文史成癖的梁羽生，对之迷恋至深。
　

　　梁羽生读过许多前人的联话，像梁章钜的《楹联丛话》，他己烂熟于心。他发现前人的联话，多偏重于典故的介绍，把一副对联的来历交待清楚便算了事。有的甚至只录联语，别无注释，成了单纯收集，以多为胜的“联话”和“联海”。这些联话较少触及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的赏析，确实不利于一般读者阅读和欣赏的需要。
　

　　梁羽生的直觉告诉他，在对联这个特殊的文学领域，尚有许多有待开发的“处女地”；许许多多的古今名联，还有待于人们进一步从文史两个方面去研究。故而，他一直在积极搜集资料，准备于联话创作上有所突破。

　　厚积薄发的机会悄悄降临了。
　

　　1983年3月，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准备改版。作为同事，《大公园》的编辑当然知道梁羽生有研究对联的爱好，故力邀梁羽生在副刊上开一名叫《联趣》的专栏，专谈古今著名的对联。日后的结果证明，编辑们的此举，不失为一个借用梁羽生在文坛上的号召力，扩大该报的读者群和发行量的一步妙着。
　

　　其时，身为该报专职撰述员的梁羽生，自然是“义不容辞”，披挂上阵了。
　

　　专栏开始前，编者希望梁羽生至少能够维持一年的时间。梁羽生为了让这个专栏对读者具有足够的吸引力，特为每天要见报的对联制定了一个人选条件，即至少要符合具有趣味性、艺术性和有值得一谈的“本事”这三个条件之一者，方能向读者介绍。
　

　　为此，梁羽生付出了极大的劳动。
　

　　辛勤的耕作终于换来了丰硕的回报。“联趣”专栏见报后，读者的反应非常强烈。梁羽生几乎每天都要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的来信，内中有提供资料的，有匡正补误的，有对流传已久的“绝对”的，还有参加评联的，令梁羽生倍受鼓舞，深得以联会友之乐。
　

　　结果，这个于1983年3月15日开办、本拟只维持一年的专栏，因读者好评如潮，一直写到1986年7月31日才告结束。

　　在历时三年又四个月的“联趣”写作过程中，梁羽生共向读者介绍了各种对联二千二百多副。
　

　　这些对联在时间上分为古联和今联（梁羽生以“五四”为界，“五四”前的为“古联”，而起自“五四”，迄于当今的联作，则定为“今联”）。其类型包括掌故、格言、名胜、祠庙、节庆、哀挽、第宅、赠答等等；内容有涉及政界、军界、文坛、景物和艳情的述志书怀、颂扬讽刺、禅理偈机和方言民俗；格式有集句对、嵌名联、回文对、拆字对种种；长度有总共几字的短联，也有长至三百多字的长联……总之是林林总总，无所不有。
　

　　“联趣”在对联的收集上，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梁羽生认为给人贺喜祝寿的对联，多是说好话、套话的，意义不大，倒是挽联颇有一些真情实感和生动的轶事趣闻，所以在专栏中收入不少挽联。二是“今联”中以台港两地、海外华人的作品所占的比重为大，有收集大陆外联作“遗珠”之功。上述两特色，使梁羽生的“联趣”，明显区别于他人的联书。
　

　　“联趣”的写法也是别具一格。梁羽生是紧紧围绕着文学和历史两个方面来研究古今对联的。每一副对联，他除深人地讨论有关的历史背景、所涉及的人物，以及其中的文字典故外，还要就艺术特色作精辟的分析。如此写法，充分发挥了他学识渊博、文笔流畅的特长，使读者在读“趣”之中，兼得增长文史知识之益。
　

　　如《联圣赠张大干联》中，梁羽生评点了近代“联圣”方地山赠名画家张大干的一副嵌名联：“八大到今真不死，半千而后又何人？”他先是简述方地山、张大干两人的生平和关系，接着给赠联下了评语：对仗都很工整，切合张大千身份。最后，对“八大”，“半千”这两个称谓作了解释，告诉读者“八大”即指清初号八大山人的大画家朱耷，“半千”是清初画家龚贤的字，此联意为张大干可继承“八大”而凌越“半千”。
　

　　由此，读者读了这段不足五百字的联话，一下子便了解了四位古今名人。梁羽生对联话的设计，可谓匠心独运。
　

　　此外，梁羽生娓娓而谈的笔致，也使他的联话趋于雅俗共赏，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
　

　　梁羽生向读者介绍的对联中，有许多作者或受赠者是古今名人，像今人有孙中山、胡适、陈寅恪、徐志摩等，古人有郑成功、曾国藩、纪晓岚、李鸿章诸公，足以开一古今名人的历史档案馆。
　

　　值得注意的是，“联趣”中涉及的“今人”中，以台港两地的名人居多，如胡适、于右任等。于是，有位署名“不明人”的读者给梁羽生来信质问：“你在大公报写稿，为何谈及的右派文人比左派还多？”梁羽生撰文回答，说是他开的这个专栏名为“联趣”，就是要以“趣”为主，至于作者是左是右，不在他的考虑之列。不管是左派文人还是右派文人，只要他们的联作一不歪曲事实，二不颠倒是非，便可人选介绍。
　

　　与对联有关的人物，梁羽生笔下也多有褒贬。这构成其联话浓厚的史论特色。
　

　　像《拍皇帝马屁联》一文中，他评价了清代纪晓岚拍乾隆皇帝马屁的两副献联。同时指出纪晓岚在历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修纂了《四库全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存和整理文献的作用，希望读者不能因纪晓岚擅拍马屁，就全盘否定他。
　

　　又如《续谈寿吴佩孚联》，梁羽生由联及人，对吴佩孚作了公正的历史评价。他认为吴佩孚是个大军阀，在历史上无功可言。但其在抗战期间，曾力拒汪精卫邀他出山的企图，终为日人所害，这说明吴比起其他军阀，还有一个好处，即尚具民族气节。
　

　　再如《梁寒操挽胡适联》，梁羽生就梁寒操的挽联生发议论，认为内地和台湾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之下，对胡适或贬或褒，或“棒杀”或“捧杀”，均有过分之处。他同意梁联将胡适“名谤相随”的一生，归结为“学术之争”的作法，以为如此立论，“可说比较公允”。
　

　　还有《曾国藩赠妓联》一段，梁羽生于录用曾国藩书赠一妓女的嵌名联后，有如下一段评语：

　　此联有叙事，有抒情，对仗也很工整，就联论联，应该说是写得甚为精彩的。说实话，我倒觉得这副对联是打破了曾国藩“伪道学”的一面，而流露了他“真性情”的一面，比读他的《曾文正公家书》有趣得多。

　　上述言论，实属的论，精彩之至！梁羽生由赠妓联而研究历史上一些名人的思路，不失为一次独特的尝试。
　

　　应该说，梁羽生联话中的史评还是比较公正客观的，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和思想的闪光点。它对读者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是会有所助益的。

　　梁羽生对自己写作的名联研究向来十分重视。他曾郑重地对朋友说：“我在大公报写《联趣》专栏，用的功夫较深，比起武侠小说来，也较能令自己满意。”
　

　　此言不假。写作联话，确实比写武侠小说更费时间和精力。一篇好的联话，上要知天文地理，下要知人情世态，还要有全面、扎实的文史功底，谈何容易！况且一篇仅有数百字的联话，花在搜集材料、考证出入、寻典求解上的功夫，又何止同样字数的武侠小说的几倍！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因《联趣》专栏在刊载过程中颇受读者欢迎，梁羽生在写作过程中，曾应一些出版社的要求，结集这个专栏的部分文字先行出版。
　

　　八十年代中期时，在内地和香港已有三本他的联话选辑出版，均定名为《古今名联谈趣》。因为过去探讨对联的专著出版较少，所以该书出版后，广受欢迎，销路很好。
　

　　但是这几本联话都只是选集。第一部港版联话是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8月出版的，内容只有“联趣”专栏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另二部大陆版的联话，如作家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的那本，也不到整个专栏内容的一半。故此，梁羽生总希望有个比较完整的新版本出现。
　

　　直到1992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名联谈趣》一书问世，梁羽生终身从事的联话写作，才有了一部较为完整的“全集”出现。该书不但包括了梁羽生“联话”专栏的全部文字，还收入了他移居海外后的谈联文字。而且由于经过了严格认真的审阅和校勘，该书的文字质量较高，使梁羽生颇感欣慰。
　

　　梁羽生作一联书，传于后世的愿望，终于在他古稀之年前实现了。

　　除撰写联话外，梁羽生还在“封刀”前后，担任过几个有较大规模的征联活动的评判。如1982年观塘艺术节的征联，宋城落成之际的征联，以及“状元红”名酒的征联。通过担任这几次征联活动的评选人，梁羽生获益良多。
　

　　在停止武侠小说创作后，梁羽生又以联话享誉文坛。1984年11月，中国楹联学会聘请他为顾问；1986年10月，深圳市楹联学会聘任他为名誉会长……
　

　　难怪人们都称梁羽生是于“联学”研究有素的专家了。
　

　　3．纵横文史

　　梁羽生在一般读者眼里，是一个鼎鼎有名的武侠小说作家，而他作为一个文史研究专家的身份，却知者甚少。事实上，他对“文史研究专家”这一头衔还是比较看重的。每次在公共场合，梁羽生总要提及自已是“搞文史研究的”，可见他对文史研究的重视程度。
　

　　“封刀”前后，梁羽生的创作重心已由武侠小说转移到其它方面。除联话外，创作较多的就是随笔和小品。其中，介绍佛教知识、地理知识、象棋名人的文章以及游记之外，绝大部分是随笔和历史小品。

　　梁羽生这段时期的文艺随笔，有略谈中国武侠小说的，有闲谈《满江红》的，有谈闻一多的旧体诗和方言诗的，有谈中国第一个女编辑，闲话校对，讲童话谈美的，还有对大陆俞平伯、新加坡尤今、台湾三毛的评论，甚至还有卓别林电影的观后感……总之是题材广泛，包罗万象。
　

　　《看戏的和演戏的》一文，梁羽生由卓别林的电影引出文艺理论上的一个术语──“观照”，进而解释了前人的“看戏的和演戏的”理论。他谈了“观照”术语的起源，西方的叔本华对“观照”的态度，“观照”情感与中国的老庄思想、佛教教义的某些合拍，最后指出：作家纯旁观的写作态度“是要不得的”，“一个作家要以爱去拥抱人类，拥抱世界。而不是站在看戏的地位来看这世界。”
　

　　《创造“更高的真实”》既是谈论文艺理论的，也是他的创作体会的表述。他以莎士比亚、郭沫若的戏剧，亚理斯多德的论述，鲁迅的阿Q，京剧《三国演义》为例，论证了“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的关系，认为“历史家的任务在力求把历史的真实发掘出来，不能自己去‘创造’事实；但历史剧作家却可以在不歪曲历史的原则下，去‘创造’一些事实。”
　

　　上述文艺随笔，写的尽管是些较深奥的理论问题，但因梁羽生善于用例，又以谈话的笔调出之，因而看起来简洁明了，令一般读者也能从中得到文学的教益。

　　梁羽生对历史也很有研究。他写的历史小品，举凡卖国求荣的秦桧，“宰相合肥天下瘦”的李鸿章，西晋斗富的石崇，贪财的晋武帝司马炎，命运多舛的末代皇帝溥仪等历史人物，以及春秋六国大封相，清朝的赔款和借款，清末“刺摄政王案’，等等历史事件，均有所涉猎。
　

　　视野开阔，说服力强，这是梁羽生历史小品，尤其是有关中国皇帝的一些系列小品的艺术特色。
　

　　《末代皇帝的命运》中，梁羽生概括了历史上末代皇帝的三种命运，感慨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遭遇最奇，也最幸运”。《圣明天子半庸才》和《“万岁”从来多短命》二文，以大量的史实和统计数据，论证了题旨，使读者不能不信，不能不服。
　

　　另外，他的历史小品风趣、幽默而灵性飞动，有些文章着实富有创见。
　

　　譬如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开国君主梁武帝，在历史上以通文学、信佛法闻名，口碑还较好。而梁羽生的《口念弥陀的暴君》，则撕开了梁武帝温情脉脉的伪善面纱，揭露了他对民众极为残暴的真面目：“于是这位口念弥陀的梁武帝，就依然我行我素，一面吃粗米饭，一面用‘舍身术’大刮其财；一面杀人，一面又在杀人之后痛哭一场来表示他的仁慈了。”
　

　　《武则天是否淫妇》一文，却是替历史上屡遭唾骂的武则天翻案鸣不平的。他以令人信服的解释，分析了武则天一直背负骂名的由来，并从民族风俗、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对前人的“公论”提出了怀疑。该文有理有据，不隐讳也不溢善，富有史识，堪称一篇佳作。
　

　　又如《名士的无用与无聊》和《名士见钱就眼开》这二篇系列小品，梁羽生调侃了历史上声誉较隆的名士之流，既谈了名士们自矜清高，附庸风雅，无用而无聊的一面，又以晋代“竹林七贤”中的王戎、潘岳及谢灵运为例，揭出名士们见钱眼开、极端多欲和利己的丑恶一面。两篇文章发人之所未见，点出了名士们“一面清高，一面庸俗；一面是寄情山水，‘超然物外’，一面是见钱眼开，无孔不钻”的虚伪面目，的确是促人思考，发人深省。
　

　　除以通俗的形式传输历史知识外，梁羽生的历史小品往往给人以道德和情操的陶冶。像《脉脉争新宠，申申詈故夫》、《秦桧是“两个中国论”的祖宗》等文，抨击了秦桧、汪精卫之流媚敌求荣、丑诋祖国的人，认为“脉脉争新宠，申申詈故夫”，正是这类历史小丑的绝好写照。这些历史小品，字里行间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感情，是他的武侠小说创作宗旨的进一步延续。

　　客观地说，梁羽生“封刀”前后撰写的文史随笔，比其五十年代写的更为从容、老练，艺术品位也更高。此时，他已没有了赶稿的仓促感，有了较多的时间和较平和的心态去思考问题、组织思路和锤炼字句，因而文章放得开收得拢，文字如行云流水，技巧也圆熟了许多。
　

　　正因为这些随笔篇篇短小精悍、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它们在香港的《大公报》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和《星州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后，深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以后，内地的花城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这三家出版社，又分别出版了梁羽生的三部文史随笔结集──《笔不花杂记》、《笔·剑·书》及《笔不花》，使内地读者知道梁羽生除写武侠小说外，还能写一手漂亮、别致的文史随笔。
　

　　据说这几部著作出版后，销量还颇为可观。有些内地的文化程度较高的读者甚至惊呼：原来香港倒也不是“文化的沙漠”！原来武侠小说作家也能撰写如此清丽典雅的美文！
　

　　然而，梁羽生的文史随笔书籍，无论是销量还是影响，都远不及他的武侠小说。可以说，梁羽生在武侠小说创作上的光芒和异彩，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他在散文创作上显示出的过人才华。尽管他的文史专著，并不亚于他的武侠小说。
　

　　难怪梁羽生曾发过感叹，说是自己感兴趣、认真写的文史作品，影响反不及自己不经意间随便写的武侠小说，对此，他深以为憾。
　

　　其实，写作史上这类“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例，可谓是不胜枚举。梁羽生的写作经历，又为这句古语提供了一个佐证。
　

　　不过，目前对港台文学的研究，还没有充分注意到梁羽生在散文创作上取得的突出成绩。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实上，对梁羽生的创作研究，除了武侠小说之外，在散文创作上也大有文章可作。
　

　　4．故地重游

　　梁羽生是一个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知识分子。他的人格，他的作品，都散发出浓郁的爱国、爱民气息。
　

　　他对祖国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在给内地朋友的一封信中，他深情地写道：“祖国是我的母亲，当然我是爱她的。……少年时代（岭南这段），为了理想新中国的出现，我们愿意为她死，现在，她已经出现了（虽然距离理想还远，但总比以前好得多了），我希望她一天好过一天……”
　

　　是啊，改革开放后的祖国焕发出的勃勃生机，令梁羽生欣慰不已。祖国的繁荣，人民的安乐，不正是他多年来所期望的么！
　

　　而今“封刀”退休了，他想再回内地走走看看，做一番故地重游。人上了年纪，怀旧之心毕竟难免。

　　1983年，梁羽生赴广州参加岭南大学校友会。见到了许多昔日的同窗好友，他异常欢喜，与大家抚今思昔，畅叙友情。
　

　　其间，他又重游了岭大校园（今中山大学校园）。虽然在此之前，三十年间他曾数次回母校，但这次于祖国的“大治之年”回来，他的心情尤其激动。走在清静、幽雅的校园内，那里的一草一木，梁羽生都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亲切。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他有感而发，赋词一首：

　　堪称屈指卅年事，故地重来，无限流连意，露白葭苍人不寐，马岗顶上空凝伫。　　萧心剑气消还未？往事依稀，何必重头记！喜见春回迎大治，繁霜侵鬓浑无惧。

　　该词颇能道出梁羽生重临故地时的情怀。词中所写的马岗顶，是岭南校园内的一座小山头，他在上头“空凝伫”，想必是缅怀自己在这里度过的四年青春岁月，怀念那些曾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师友们……
　

　　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二十多岁即离开内地，如今已是“繁霜侵鬓”的梁羽生，总算“喜见春回迎大治”了！

　　除了广州，梁羽生少年时期曾学习、生活过的桂林，他也利用旅游的机会回去过。唯独自己的家乡广西蒙山县，他自从1945年离开后，直到1987年前一直未曾回去过。
　

　　他已有足足四十二个年头没有踏上故乡的红土地了。不回去的原因，一是蒙山地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另外一个他始终隐而不宣的原因，恐怕是蒙山亦为他的伤心之地。
　

　　原来，蒙山解放后，梁羽生的堂兄陈文奇即因是地主和“反革命家属”而遭镇压，他的父亲陈信玉也因此被捕入狱。当时，简又文还曾帮助梁羽生寄钱回来营救过，可惜未果，陈信玉不久病死狱中。此后，梁羽生虽身在香港，但头上一直戴着顶“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这使他同当时的许多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一样，始终难下回乡探亲的决心。
　

　　然而故土难忘。四十多年来，梁羽生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乡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他也追忆不清究竟有多少个日日夜夜，自己是在做着思乡梦。
　

　　因此等到了1986年10月，当他刚接到蒙山人民政府落实侨务政策，为其父平反的消息，就立即回函表示，说是自己准备春节过后回乡省亲。
　

　　果然，1987年2月刚过元宵节，思乡心切的梁羽生便取道广州、梧州回蒙山了。途经广西梧州游白云山时，他为返乡口占一诗道：

　　四十二年归故里，白云犹是汉时秋。
　　历尽沧桑人事改，江山无恙我旧游。

　　诗中除“白云犹是汉时秋”是前人诗句外，其余三句都是梁羽生的肺腑之言。四十二年间，祖国几历劫难，几经沧桑，终于消灾除难，重焕光彩，使他得以重回故里，他岂能不喜，岂能不欢？！
　

　　然而，梁羽生的这次返乡，已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了。他此刻千丝万缕的心绪，短短几句诗又焉能尽述，焉能抒怀？
　

　　1987年2月14日，乡音犹存、两鬓初霜的梁羽生，终于踏上了朝思暮想的故乡的土地。其时，他已六十有三。
　

　　四十二年了，当年的“阿统”已实现了自己“笔泻西江”、“唤神龙舞”的理想，终于荣归故里了！乡亲们用热烈的鞭炮声，迎接游子的归来。他们的盛情厚谊，令梁羽生感动得热泪盈眶。
　

　　那时，梁羽生老家还有他的继母和兄弟姐妹及众多亲友。他与亲友们围炉夜话，欢叙家常，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少年时期……
　

　　阔别家乡四十二年了，梁羽生上四处转转，发觉眼前的蒙山，已与记忆中的旧蒙山大大不同了。
　

　　他离家时，蒙山除县城外，乡镇还都未有电灯，如今电力已是输送农村，普通农家都有电灯了。公路也四通八达，贯穿各个乡镇、村落。过去他到外婆家去，要在清晨动身，翻过一座山，走七十多里山路，到天黑才能到。而今公路通了，行车时间只不过半小时，比从前方便多了。虽说这里的生活水平比香港还差得很远，即使是县城的电灯，也只能开到晚上十一时，自来水的供水也不足，但家乡的变化，还是给梁羽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蒙山建设的这一观感，梁羽生后来在蒙山县政府的座谈会上直言相告：“从纵的方面说，进步很大，从横的方面说，差距也很大。”
　

　　家乡的变化中，最令梁羽生感到吃惊的是母校蒙山中学的发展。当年他在蒙中读书时，这里只有初级中学，学生百余人；现在则是兼有高级中学的“完全中学”，学生更是增加十倍之多，有一千多了。而且图书馆的藏书有十多万册，办学成绩在全国也是有数的，甚至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专题片……
　

　　梁羽生对自己的母校一直是满怀深情的。多年来，他关心着母校的建设和发展，也为母校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他曾将自己的著作寄给母校存念，还在1986年捐给母校三千元修了座“书海桥”。这次回乡，他又捐款五千元给母校做奖学基金──扶植桑梓的教育事业，梁羽生觉得自己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在蒙山县委有关领导的陪同下，他还参观了蒙山制药厂等县里的骨干企业。其后，又与蒙山县委和有关部门领导举行了座谈，共同商讨发展家乡各项事业的大政方针。
　

　　回故乡的短短三天里，梁羽生深深感到家乡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在蒙山县委为他举行的宴会上，他举杯祝愿家乡今后更加繁荣昌盛，并表示要为家乡的建设尽一份微力。

　　蒙山县内有众多的太平天国遗址，只可惜梁羽生此次回乡，只住了三天，不能一一游览。好在他祖居所在的文圩乡，就是太平天国战史上一个有名的地方，清将乌兰泰率军“反攻”蒙山时，就是兵败于此的。于是他舍远求近，去文圩桥边转了转，但见那座旧的文圩桥已改建新桥，只是墟口那棵可为太平天国战史作见证的老榕树还在。
　

　　伫立桥头，梁羽生忆起自己的少年旧游，不禁思绪纷繁，感慨万千……
　

　　因为是蒙山人和师承的关系，梁羽生对太平天国史从来是很感兴趣的。此次回乡，听说蒙山县政府正计划将太平天国的遗址开辟为旅游区，他十分高兴。更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在家乡遇见了一位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老乡──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广西历史学会副会长钟文典，两人兴趣相同，谈古论今之际，彼此都感觉相见恨晚。过去，梁羽生始终遗憾蒙山虽然在太平天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却从未有过专攻太平天国史的学者，现在认识了钟文典，他觉得这个缺憾是弥补了。
　

　　回乡之时，恰值蒙山文笔塔重建竣工，梁羽生应邀参加了竣工典礼。
　

　　文笔塔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供奉中国神话中主管文章盛衰的“奎（魁）星”，故又名文奎楼，屹立于城郊鳌山之巅，踞山傍水，为蒙山第一名胜。梁羽生少年时期，常登楼凭栏眺望，发思古之幽情；还曾随人来此拜祭“奎星”，煞是好玩。
　

　　在竣工典礼上，梁羽生应乡人之请，即兴为文笔塔题写一联一诗，均用嵌字体。
　

　　联云：

　　文光映日，到最高处开扩心胸，看乡邦又翻新页；
　　笔势凌云，是真才人自有眼界，望来者更胜前贤。

　　诗云：

　　蒙豁虑消天地广，山环水绕见雄奇。
　　文人骚客登临处，笔健诗豪立志时。

　　题联中的“是真才人自有眼界”，用的是陈兆庆题黄鹤楼一联的成句，不过命意却不同。他是因为旧日文笔塔的楹联多是从“奎星”着笔，不离功名利禄思想，所以反其意而用之，意即没有功名利禄思想者才是“真才人”。该联抒发了自己“看乡邦又翻新页”后的欣喜之情，同时也表达了希望“来者更胜前贤”的衷心祝愿。
　

　　题诗中的“蒙豁虑消天地广”句，内含对蒙山教育事业发展的肯定，认为蒙山的提倡文教，使得民智大开，真乃造福子孙万代的善举。他对故乡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满怀信心。
　

　　这一联一诗，为文笔塔的重建增色不少。而乡亲们也为蒙山又出了梁羽生这位著名作家，感到非常骄傲。
　

　　这次回乡，梁羽生不但受到当地政府、群众的隆重欢迎和热情接待，还引起了广西各大新闻媒介的注意。
　

　　他返回家乡的第二天清晨，便有二位来自《南宁晚报》的记者来访。当梁羽生得知他们是在前一天晚搭乘特快夜车到桂林，深夜再换乘小汽车赶到蒙山的，十分钦佩他们的敬业精神，欣然接受了采访。
　

　　采访中，他的平易近人、风趣幽默和旁征博引，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访问记中写道：“这位以武侠小说风靡全国的作家，丝毫没有名人大家气度不凡的派头。他虽年过六旬，但头发才略显花白，仍才思敏捷；……他矮胖的身体，一副笑容可掬的神态，眼镜后忽闪着睿智的目光。”
　

　　通过记者的采访报道，家乡人民对这位同乡作家的经历和创作，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梁羽生封刀前后的几次故地重游，既遂了他怀旧、思念故人的心愿，同时也增进了他对祖国新貌的进一步认识。几年之后他移居海外，再回内地的机会自然是少之又少了。
　

　　而今，年逾七旬的梁羽生，唯有在大洋彼岸遥望祖国，梦回故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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