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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事佳友
梁羽生在港几十年，于工作、交往中结识了不少朋友。沙枫和高朗，便是其中堪称知己的两位。他们都是《大公报》的副刊编辑，与梁羽生既是同事，也是挚友，有着长达二十多年的友谊。
沙枫，原名容庆和，沙枫是其笔名。他从事编辑工作，比梁羽生早上几年，1949年梁羽生进《大公报》时，沙枫已在《大公报》工作了好几年。
他们的相识，是在香港，但梁羽生“神交”沙枫，却是在正式相识之前。
原来梁羽生岭南大学时的老师兼朋友金应熙，与沙枫是从中学到大学二年级的同班同学，两人彼此欣赏，关系很好。金应熙与梁羽生交谈中，时常提及沙枫。因此梁羽生对“沙枫”这个名字，早已是耳熟能详了。他日后与沙枫虽以平辈论交，但若论起辈分来，沙枫可以算得上是他的“师叔”了。
当时金应熙正致力于冷僻的“四裔学”研究。“四裔学”是研究中国古代边疆少数民族的一门学问，艰深而玄奥，问津者绝少。光是其中的一些人名地名，念起来都叽哩咕噜的，实在拗口得很。因而，不光梁羽生一听金应熙谈起这个“四裔学”就感到头疼，就是金应熙本人也觉得自己的研究有些“不合时宜”。
那时正是解放战争发生重大转折的1948年。有一天，金应熙与梁羽生谈起时事来，忍不住提起了沙枫。他说他的朋友中，沙枫是对解放战争的形势和进展最为关心也最为熟悉的人。无论是对各个战场的变化，还是双方的兵力部署、番号等等，沙枫都很有研究，比起当时上海一家知名杂志《观察》的军事记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论及沙枫的敏于时事，对比起自己的“古董”，金应熙略带感喟地说道：“我熟悉的是古代‘死去’的东西，他熟悉的是现代的活事物，有意思多了。”
自此，梁羽生对沙枫之名印象深刻。
等进了《大公报》社认识了沙枫，梁羽生曾转述了金应熙的感慨。沙枫听后，也是微喟笑道：“他怎么倒羡慕起我来了。我做的资料工作，谁都能够做。他研究的‘四裔学’，却有几人能够？那才更有意思呢。”
交往时间长了，梁羽生才知沙枫其实只是一介书生，一个工作踏实、认真的新闻工作者。他那时的精通时事，只是新闻工作的需要，是资料工作用力甚勤的结果，并不代表他真的愿意熟悉“现代的活事物”。他的愿望，莫过于能好好做些学问。
梁羽生与沙枫由同事而结为好友，恐怕也与他们淡漠政治，专心业务的禀性有关。他俩在《大公报》工作，外人均以为他们是“左派”，而在《大公报》的“左派”眼里，他们却又是“右派”。如此不尴不尬的政治身份定位，再加上相同的个性志趣与爱好，使他们很快走到一块，常凑在一起喝酒下棋，相交甚得。
在梁羽生眼里，沙枫真的是人如其名（容庆和），对人永远是那么和气。他对梁羽生这个好同学的学生，尤其关心，不仅在新闻业务上提携、帮助和鼓励，就是在诗词学问上，也时有教益。
七十年代后，沙枫专心于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的比较研究，常和梁羽生谈论诗词。有一次，他偶然在一本英文刊物中，发现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一首词的英译文。他比较了译文和原文，连带对写有那首词的回目“何须拔剑寻仇去，依旧窥人有燕来”也产生了兴趣。他知道这个回目的下联用的是名人的诗句，但记不清究竟是黄仲则的，还是郁达夫的，便跑去问梁羽生。
梁羽生很是佩服“沙兄”的眼力，告诉他下联的确引自黄仲则的诗句。沙枫接着向梁羽生要原诗一读。梁羽生因手头上没有黄仲则的《两当轩》诗集，只得凭记忆写了一遍送他。谁知沙枫仍不满意，说是要写文章，一定要找原诗校对。梁羽生不能不服了这位老兄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便叫他去找郁达夫的《采石矶》来看，说是记忆中这篇小说曾引过黄仲则的那首诗。
事后，梁羽生听说沙枫不但看了郁达夫的那篇小说，还为此去旧书店买了黄仲则的《两当轩》诗集。回来细读后他颇有心得，诸如黄仲则最喜欢写燕子，郁达夫所受的黄仲则的影响，晏殊、苏曼殊等人有关燕子的有名诗词，以及对这些诗词的各种英译等等，他都作了一番精心的比较研究，写成一篇不过千字的文史短文《似曾相识燕子诗》，后来收入他的《中诗英译絮谈》一书中。
梁羽生深深感佩于沙枫的踏实和认真。他虽然自小就研习诗词，长大后仍常读诗作词，但自觉只是随兴而为，若论用力之勤、之专，是远远不及沙枫的。
十年浩劫中，像沙枫这样的学问人，在当时“左”得过火的《大公报》中是很难立足的。他因工作上的不如意，以及长期的内心苦闷，逐渐患上了精神忧郁症。
1975年4月15日，沙枫从医院高处的石阶不慎滚下，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时年56岁，身后留下许多遗稿和他所热爱的学术研究。
梁羽生闻知噩耗，简直惊呆了──他不敢相信，才到中年的沙枫，怎会轻易离他而去！前些天，沙枫还托他寻找武则天的诗，并约他抽半天的空来喝酒下棋，不曾想才过几日，如今两人已是阴阳隔世！
对沙枫这样的好人的离世，梁羽生倍感心痛。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如下一段话送别“沙兄”：
赛酒赌棋犹有约，不道竟成永诀。
青眼高歌俱未老，却哪堪知己长辞别！
除沙枫外，梁羽生在《大公报》社的另一位同事兼朋友，就是湖北人高朗。他与梁羽生的棋友聂绀弩是同乡，当初梁羽生和聂绀弩相识，就是通过他介绍的。
高朗于1949年至1955年间，任香港《大公报》的副刊编辑。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长期担任《新晚报》副刊的主任之职。1975年改任该报的专职撰述员，直到逝世。
作为一介文人，高朗其实并不适宜做领导工作。他亦有自知之明，私下里屡次向梁羽生诉苦，说自己最大的兴趣是读书和写作，让他做管理工作，实在是“赶鸭子上架”。
1962年梁羽生辞去编辑职务，担任专职撰述员之后，高朗更是羡慕，连称希望自己也能够像梁羽生一样，做个“散人”，专事写作。可惜报馆方面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替代他，所以他勉为其难，当了二十年的业务领导。
梁羽生与高朗之间，几乎无话不谈。
高朗在七十年代之前，以写影评和新诗为主。因为在副刊工作的缘故，他写的最多的是影评。梁羽生与他相熟无间，曾毫不客气地指出其五十年代初期撰写的影评不算成功，后来在《新晚报》用“蓝湖”笔名写的影评才稍微好些。高朗为人谦虚，他对梁羽生的直率批评不仅不生气，反而深以为然。
从七十年代开始，高朗的写作兴趣由影评转至文史，与梁羽生的交流更多。他以“吴法”笔名在《新晚报》上发表的文史小品，虽然是“半路出家”，但越写越好，日渐趋于成熟，比早期的影评好出许多。梁羽生甚至认为高朗如果能多活十年、二十年，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位文史学者。
高朗卸掉领导职务，改任撰述员后写的最后一部作品《黄巢传》，梁羽生非常欣赏，赞之为一部较有分量、足以传世的历史著作。
梁羽生认为这部书文笔鲜活，毫无一般历史论文的枯燥感，且史料丰富，旁征博引却脉络分明。该书的最大特色，是在书中引用了黄巢的同代人，如王维、杜光庭、韦庄等的文学作品，来作为正史的补充，并据此解释有关史实。梁羽生指出，这是陈寅恪先生“以史笺诗，以诗证史”治史方法的成功应用。
梁羽生也很赞赏高朗的为人，盛赞其性格耿直，不是那类在政治风浪中随波逐流的人。
高朗写《黄巢传》的时候，正是国内“四人帮”大搞“儒法斗争”的时候。作为左派报纸领导的他，并未紧跟政治形势，以自己的作品来演绎政治形势，杜撰一个什么“儒法斗争”来充当作品中农民起义的历史背景，而是实事求是地以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来作为主线贯串作品。
高朗直言无忌。“四人帮”未揪出来以前，他是《大公报》惟一敢对他们“大不敬”的人。他曾当着梁羽生和其他许多人的面，大骂“江青是什么东西，也配领导文艺？！”令梁羽生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梁羽生的这位好朋友终身未娶。1977年3月，他因急病身亡，终年五十四岁。
好友的早逝，使梁羽生十分惋惜。他替《新晚报》撰联挽高朗云：
攻文史，撰影评，方期更上层楼，遽惜英年早逝！
爱读书，勤写作，专业竟忘家室，最伤故里魂招。
这首换联，客观地评价了高朗的一生。高朗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感谢梁羽生这位知己的吧！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沙枫和高朗的早逝，让梁羽生失去了两位好同事，两位知己和朋友。在此，我们不妨臆测：是否他们的辞世，对梁羽生的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促使其更加看破红尘，随性遁世，进而早日抽身“江湖”，逍遥海外？
2．师恩难忘
梁羽生定居港岛后，与先前在内地时的恩师简又文、冼玉清和金应熙，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共同谱写了一首首难忘的师生友谊之歌。
简又文是梁羽生在家乡时的授业恩师。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携梁羽生由广西蒙山南下广州。其后，梁羽生在岭南大学读书，简又文则一边受聘中山大学义务的指导教授，主持学生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指导及考试之事，一边担任了岭南大学校友会的会长职务，为岭大的建设和发展而奔走。
广州读书期间，梁羽生经常去拜访简又文，师生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1949年，简又文迁居香港，任香港大学东方研究院研究员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通讯院士。
因“宦海飘流二十年”，他已厌倦官场，除了教教书，担任几个闲职外，主要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上。1954年到1959年间，他在香港九龙施他佛道的“寅圃”祖业里，完成了自己生平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太平天国全史》和《太平天国典制通考》。
简又文撰述期间，梁羽生常登门拜访，并以先睹老师的宏著为快。在梁羽生看来，简又文此生在学术研究上应已无憾，他的著作，完全可以藏之名山，传于后人了。
谈起简又文和梁羽生到香港后的关系，颇有不少误传。有人以为梁羽生进了以倾向左派闻名的《大公报》社，恐怕多少会沾上些“左气”，而简又文一直追随国民党，两人难免有不和。甚至有人说，这师生俩一“右”一“左”，已有多年中断了往来，直到“文革”后期才恢复交往。如此等等。
其实定居香港后，尤其是“文革”期间，梁羽生与简又文的接触，并非旁人想像般的减少了，而是联系更多了。这与梁羽生了解简又文的脾性有关。
简又文在治学和信仰上非常专一，他专心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信仰基督教。但他为人宽容，对学生的学术爱好和宗教信仰从不干涉，相当民主。梁羽生虽是他的嫡传弟子，也读了四年教会大学，但总是对宗教将信将疑，甚至连《圣经》也未真正用心通读一遍。对此，简又文毫不怪罪，绝不勉强梁羽生接受洗礼。
所以，尽管梁羽生进了与老师政见不同的报馆，他心里清楚，恩师并不会因此而对自己另眼相见，仍与简又文照常往来。
梁羽生所在的《大公报》社，当时是香港一家著名的“左派”报纸。1952年3月1日，港英政府派军警镇压欢迎“粤穗慰问团”的香港群众，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的“三一”事件。内地的《人民日报》为此于3月4日发表短评，向香港政府提出抗议。5日，《大公报》与《文汇报》、《新晚报》同时全文转载了这篇短评。港英政府“震怒”，于3月21日以“刊载煽动性文字”的罪名，逮捕了《大公报》、《文汇报》及《新晚报》的负责人共十人。这一事件，史称“《大公报》案”。《大公报》对“三一”事件的态度，充分反映出该报同情共产党，同情内地的政治倾向。
但是身在其中的梁羽生，仍是一个埋首文案，不问政治的从业人员。不过他的交友和处世，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
像他早年的棋友兼文友金庸，因与《大公报》社政见不合而退出，另外创办《明报》，与《大公报》唱起了对台戏。结果，梁羽生和金庸竟因此而疏远，偶尔才有聚在一起对弈的雅兴。如此看来，梁羽生与简又文始终保持着师生友谊，实属不易。
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后，弹丸之地的香港也受到影响。《大公报》社受到的冲击尤大，内部“左派”横行，“斗争”频繁。最不善于对付政治的梁羽生，此时采取的对策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他拚命撰写武侠小说，试图钻进自己营造的武侠世界中，去忘掉世事的烦恼。
然而面对纷乱的时事，梁羽生不能不有苦恼。他是个性格外向的人，苦闷的时候，最需要能有朋友倾听他的心声。但那时的“左派”朋友，他已是“敬而远之”，而右派朋友，又找不到真正的知己。于是，梁羽生只有跑去简又文家，向待自己如慈父般的简师，倾诉自己的心事了。
那段精神痛苦的岁月里，梁羽生常和简又文促膝交谈。简又文了解他的处境和困惑，常劝他坚守自己的独立品性，不随波逐流，并专心于著述和学问。
有一次，简又文给他看了《圣经》上的一段话：“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的恶，我反去做。……我真是苦啊！”读完这段《圣经》，梁羽生的心弦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不由想到，《圣经》中所说的，不就是“文革”中知识分子的痛苦写照吗！
每次从简家出来，梁羽生焦躁的心情总能得到一些安慰。简又文，这位曾救他一命的恩师，这位在学业和精神上都堪称导师的恩师，梁羽生对之异常感激！
简又文1979年在港病逝，梁羽生着实难过了好一阵子。每每念及简师的教诲之恩，关爱之情，梁羽生总也忍不住潸然泪下。
梁羽生与简又文之间，还有一段学生促成老师向国家献宝的佳话。
简又文不仅是个学者，也是个挺有名的收藏家。他收藏的太平天国的史料，非常丰富，本来有意连同其它的书画收藏，一齐转让给内地。但不知何故，此事没有谈成，这些东西大多流人了美国的大学。而书画当中，大量的广东“二苏”──苏六朋、苏仁山的作品，都进了香港中文大学的馆藏。
眼看这些史料和文物流落异乡，梁羽生非常着急。酷爱文史的他最清楚，中国历史研究的根在中国内地，文物流落至海外，殊为可惜。既然流失的已无法追回，他打心底里希望简师将余下的文物能归回内地。
原来简又文的收藏品中，有一块名叫“刘猛进碑”的珍贵碑石。广东素有“天南金石贫”的说法，隋代的碑石在广东更是珍品，多年来流传下来的只有四块，简又文收藏的，就是其中的一块。
正因为这块碑石弥足珍贵，简又文才视之如命，并因此将自己的书屋称为“猛进书屋”。抗战时期广州沦陷前夕，他离穗赴港时，因这块碑分量太沉，体积又大，实在无法随身带走，只得埋入广州老家的地下。对外则称已将此石带至香港。此后，外人一直以为这块碑石是在香港，不少收藏家都希望简又文能转让。简又文对此始终保持沉默。
多年来，已步人老年的简又文，一直打算将碑石献出，以作观摩和研究之用。但究竟是献给内地，还是送给台湾，他确实难以做出抉择。不给台湾吧，自己身为台湾方面的“立法委员”，说不过去，况且台湾方面早就盯着他“手上”的这件宝物；不给内地吧，碑石不能回归故里，甚为遗憾……
直到七十年代初，简又文头一次向梁羽生吐露了关于碑石的真情，并向他诉说了自己的为难。简又文很是器重梁羽生这个得意弟子，他想让梁羽生为自己出出主意。
见恩师有向内地献碑之意，梁羽生马上将罗孚介绍给简又文，由罗孚帮助他联系向内地献碑事宜。
简又文曾在国民党内“宦海飘流二十年”，对共产党抱有成见。但在赠献文物这件义举上，由梁羽生促成，在罗孚的说服动员下，简又文还是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将“刘猛进碑”献给了广州市政府。他一面催促广州的家人尽快向当地政府赠碑，一面送了一个拓本给台湾权作应付。
事后，台湾方面明知得到的只是一块复制晶，仍是“打肿脸充胖子”，由“中央社”发了一条报道，说简又文已向台湾献出原碑云云。其实这只是台湾“中央社”故弄玄虚，玩了一点“小把戏”。
就这样，“刘猛进碑”埋藏地底三十年后，又重见天日，被迎入广州市博物馆。这其中，不能不说也有梁羽生的一份功劳。
梁羽生与岭南大学时的“忘年之交”──冼玉清教授，也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1950年后，无论是梁羽生来广州公干，还是冼玉清去香港探亲，只要有空，必定要见上一面。每次见面，他们谈天说地，畅叙友情，其乐融融。至于书信往来，则为常事。一来二往，关系日渐密切，梁羽生当然仍尊称她为师，而她却称梁羽生为“老友”了。
冼玉清解放后仍留岭南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岭南大学并人中山大学，冼玉清改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孙中山纪念馆主任。1955年退休后，任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
梁羽生在岭南大学读书时，冼玉清已有“广东才女”、“岭南女词人”的美名。她淡泊名利，不问时事，唯爱学术研究与文物研究，深得广大学生的敬佩。
解放后，这位奇女子痴心不改，沉迷于学海，因过于“遗世”而颇受非议。
那时梁羽生在香港，还常为冼玉清的遭遇鸣不平，愤而指斥那些为难冼玉清的庸人。但当他听说冼玉清在那个思想大一统的年代里，竟然说出“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之类的天真话时，就不能不为老师将来的命运而深深担忧了。果然，冼玉清的晚年生活并不如意。学问既不能潜心去研究，政治风浪又一个接一个地扑面而来，她的心情非常沉重。
在中山大学，冼玉清被视为“落后、封建”的“过时女子”，被打入“另册”。她离群索居，仅与同样被称为“封建遗老”的陈寅恪夫妇，过从甚密。
长期的悒郁生活，使冼玉清的健康状况大受损害。1964年，她被确诊患有乳腺肿瘤病，此后便去香港探亲治病。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里，她与梁羽生接触甚多。
1965年5月，梁羽生接到了冼玉清一封交割稿件的来信──
文统老友：
4月14日大函及稿件收到。稿不合用则退，如此老老实实最好。兹又附上《佛山秋色之起源》一篇，我在医院太闲而写的，如不合亦退可也。你赋性忠厚而坦挚，近世罕见。必须养好身体，才能尽其所长。关于你的“拉肚”，我很挂心。万不可任其拖延下去。我曾问过我的主治医生，据云：此是消化系统病，必要寻出原因，乃有办法。常见原因如下：我疑你的病必系第四种。过于疲劳则抵抗力不足，而百病丛生矣。望认真小心葆爱。……你若来穗，可找医生检查清楚，找出原因，对症下药，是很易愈的。
冼玉清
1965年5月1日
捧读这封冼玉清写自病榻的来信，梁羽生十分感动。他感激冼玉清自己虽已病人膏盲，卧病在床，却仍关心着他因吃喝不慎和疲劳过度而染上的肠胃病。而冼玉清在来信中所流露的宽容气度和慈和性格，更令他深深折服！
就是在写此信后的五个月，也就是1965年10月2日，冼玉清辞别人世，终年70岁。临终前，她立下遗嘱，向社会，向祖国共捐赠了近五十万元的港币，并将自己的全部书籍和手稿，分别捐给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广东文史馆，真正实现了她当初“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誓言。
这位正直、善良的女性，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梁羽生听后，不胜感叹。
他知道，冼玉清终身未嫁，始终过着孤寂、清苦的日子。她在岭南大学三十年间，向以“吝啬出名”，很少请别人吃喝，自己的生活也非常节俭，完全不像一个每月领数百元薪水的教授。原来冼玉清一生对己刻薄，是想在身后，将这些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梁羽生尤觉遗憾的是，冼玉清一生著述甚丰，仅是有关岭南文献文化研究的著述就达数十种（篇），但她身后的收藏、学术研究等，却多年无人作系统的整理。
可惜自己无缘亦无暇，否则，梁羽生真想去继承一代奇女子未竟的学术事业……
梁羽生与“金师”金应熙的后半段友谊，也很值得一书。
建国初期，金应熙随岭南大学并人中山大学，仍在历史系任教。当时，他是中山大学最有才华的年轻教师之一。
可惜他命途多舛，先是在五十年代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继之于“文革”中又备受迫害。后来全国大搞“儒法斗争”，他又被系领导拉着帮忙，写了些应景的文章。“四人帮”垮台后，他又因此受到审查，一直被安置做些资料工作，学术才华仍是难以得到真正的发挥。
梁羽生一向敬重金应熙的为人和为学。当他看到很有天赋、颇有才华的金师，就这样无奈地度过了他人生的黄金岁月，着实感到惋惜。
但他又很同情金应熙的不幸遭遇。因为他知道，金应熙只是一个热爱共产党、忠诚党的事业的知识分子，在风急浪高、令人头旋眼花的政治运动中，难免举止失措，会“两边不讨好”。
金应熙受人非议较多的，还有他“背叛师门”的经历。
五十年代后期，他在“洗澡”运动中检讨了自己，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并写了几篇文章“批判”陈寅恪的“文化史观”。文章中，他不仅有意识地引用了陈寅恪的一些身世背景，来谈论陈寅恪对历史与现实的“错误”感情倾向，还说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惹得颇重“名分”的陈寅恪大为不快。
千不该，万不该，1958年，身为共产党员的金应熙，顺从领导的旨意，又贴了一张“批判”恩师的大字报。这次的大字报，与他十几年前在岭大时贴出的与系主任的商榷文章，内容和性质不同，结果也大不一样。陈寅恪的夫人唐笛，见了大字报后抄下来，回家哭着念给陈寅恪听。陈寅恪听后，勃然大怒，嘱咐家人“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
事后，金应熙非常后悔，曾上门向老师长跪请罪。但陈寅恪这次是伤透了心，坚决不肯原谅金应熙的“叛师之罪”。从此，师生决裂，十多年培养出的师生之情，终于毁于一旦，毁于政治运动之中。
对这段“师门恩怨”，梁羽生很能体谅金应熙的苦衷。他认为这是一出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因思想分歧而酿成的师生决裂悲剧。他深深理解金应熙，理解金师不能调和自己的两重身份，即陈门弟子和马列信徒之间矛盾的精神痛苦。他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因为人不可能“永远正确”，所以他“始终尊敬”金师。
“文革”结束后，国内政通人和，金应熙始能静下心来，怀着一种“赎罪”的心情去钻研“义宁（陈寅恪）之学”，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
《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78）上，有他写的一篇《论印度古代大师》的论文。香港的牟润孙教授读后，赞他是“真能继义宁之学”者。此外，像1985年写的《陈寅恪评传》，1988年写的《略论东汉之宦官》，都是功力很深的学术文章。特别是后文，是从籍贯人手研究宦官问题的，深受陈寅恪独特的“区域性分析法”治史的影响。
1980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成立，金应熙任副院长。在这里，他倡议并主持建立了国内第一家港澳史研究室，开大陆“香港学”研究的先河。此后，金应熙涉足香港问题和东南亚问题的研究，成了卓有成就的香港研究专家和东南亚研究专家。
梁羽生与金应熙的交往，1949年后的四十余年间，总共也只有十来次。“文革”期间，他们根本不可能相见。虽然会少离多，相见匆匆，但从无疏离之感。金应熙在梁羽生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位“亦师亦兄亦友”的良师。
八十年代初，金应熙来香港大学讲学十日。临离开香港前，岭南大学的校友们为他设宴饯行，梁羽生亦在座。
席间，二人畅谈岭南旧事，欢愉非常。金应熙知道梁羽生当时正在《大公报》上写《联趣》，便问他是否还记得岭南大学“一寸楼”那两副对联。梁羽生依稀记得“一寸楼”是间卖文具的小商店，联语则都忘了。金应熙见梁羽生真忘了，就随口将两副联语背给他听。梁羽生见金师的记忆力仍是如此之好，心里好生佩服。
金应熙于1987年底回港工作，但梁羽生已移居澳洲，两人仍是无从相见。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见，是在1991年的3月。
那时，金应熙正从事《香港概论》（上、下卷）的编撰工作。《香港概论》上卷讨论的主要是香港的经济问题，其中的部分章节，就是由金应熙撰写的。因而，他们这次交谈的话题，自然是围绕着经济问题。
梁羽生记得金应熙解放前在岭南大学时，对西方经济史很有研究，曾写过一篇《古罗马帝国经济史》的经济论文。另外还应《南大经济》主编黄标熊的约请，用笔名写了一篇批判西方四十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的文章，与一位大捧凯恩斯的研究生展开辩论。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此次重谈西方资本主义，重谈凯恩斯，梁羽生感觉金应熙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由彻底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凯恩斯，过渡到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和对凯恩斯的全面评价。梁羽生相信，金应熙的这种思想变化，是四十年间探索与反思的结果。
梁羽生告诉金师，自己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也有个微妙的变化。借用苏东坡的极具禅味的话，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则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他说，自己四十年前，看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看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如今看社会主义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看资本主义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但最终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金应熙听了梁羽生这番绕口令式的言辞，连连点头称许。
由于梁羽生的来去匆匆，他们在香港的最后一见，也未及深谈。分别时，金应熙不无感喟地对梁羽生说：“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不过，一个人总是要有理想的，不可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听罢此言，梁羽生深感金师是知他者。看着金师那略带伤感的面容，他禁不住泪水盈眶……
三个月后，金应熙即不幸辞世。梁羽生于澳洲闻悉噩耗，顿时泪如雨下。
他听说，金应熙是因夜以继日地扑在《香港概论》的写作上，终因疲劳过度，诱发急性心肌梗塞去世的。金师于古稀之年，不计名利，不避艰苦，默默耕耘的奉献精神，令他不胜感慨。
梁羽生是了解金应熙的。当人们以“工运史”专家、香港研究专家、东南亚研究专家等头衔，为金应熙盖棺论定时，他心里清楚，其实金师的成就与他的学问并不相称。作为陈寅恪晚年的得意高足，金应熙完全有能力将“义宁之学”发扬光大。不幸的是金应熙被政治风浪裹挟着，走上了一条“背叛师门”的不归路。
梁羽生痛感，金应熙的一生，实在是典型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
同时，他也为金应熙的一些夙愿未能实现而感到惋惜。
金应熙生前是广州棋会的顾问，曾为褚石、徐骥编著的《广州棋坛六十年》题过字，并表示要在晚年完成一部《中国象棋史》的写作。此外，金应熙临终前正着手一部构成“义宁之学”一部分的学术著作──《金七十论注释》的写作准备工作。可惜，两部书尚未动笔，他就与世长辞了。
金应熙去世后，梁羽生在岭大校友会编辑的《岭南校友》刊物上，看到部分老同学送别金师的一副挽联：
亦师亦兄亦友
重学重德重情
读后，梁羽生不觉泪流满面。金师已逝，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梁羽生的心中。
在梁羽生的人生旅途中，简又文、冼玉清和金应熙有如三座指路的灯塔，指引他走向了人生的辉煌。
他们既是梁羽生的授业恩师，也是他的人生楷模。梁羽生之所以能成为梁羽生，三位恩师的影响，绝不容忽视。
而三位恩师的先后辞世，也使梁羽生经历了三次巨大的人生悲痛！
此情可待成追忆。三位恩师的授业之恩，关爱之情，梁羽生唯有铭刻在心，来世相报了。
3．新知旧交
梁羽生的知己朋友中，华罗庚和聂绀弩的身份比较特殊。他们一个是举世闻名的大数学家，一个是曾身居要职的中共高级新闻干部，不过有趣的是，他们都成了梁羽生的忘年交，成了梁羽生武侠小说的“高级”知音。
梁羽生与华罗庚的相识，并不算早。
1979年5月，世界解析数论大会在英国北部城市伯明翰召开，华罗庚应邀出席。会后，他又到伯明翰大学讲学。8月，他参加了一个由当地侨胞知名人士冯律潮先生主持的宴会。
这时，梁羽生正好来伯明翰旅行，碰巧也出席了这次宴会。于是，一位当代著名的数学家和一位当代著名的武侠小说家，就这样在酒桌上不期而遇了。
梁羽生早就听说过华罗庚的大名，华罗庚以数学研究服务于生产和社会，搞“统筹”和“优选”的研究思路，他很感兴趣。见到精神矍铄的华老，他忙上前打招呼问好。
华罗庚虽是个大数学家，却也堪称一个地地道道的武侠小说迷。遇见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岂有不喜之理？况且他平日喜读武侠小说，但知音甚少，早就想寻一个行家聊聊武侠呢。如今行家就在眼前，焉能错过？！
二人本就健谈，加上有共同的爱好，所以很快就仿佛“他乡遇故知”，谈得很投机。
“我刚刚拜读完你的一本大作，《云海玉弓缘》的结局很有特点，有文学价值。”华罗庚很认真地对梁羽生说。
梁羽生心头一热，忙谦让说：“华老，您过奖了。我的武侠小说，只是通俗小说，难登大雅之堂。”
“不是！你不要客气。”华罗庚极其严肃地说，“武侠小说应该属于文学。我看它是成年人的童话。”
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梁羽生见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思想如此“新锐”，竟能一语道破武侠小说广受欢迎的社会和心理原因，不由心头一震！
这不正是自己多年来颇费思索却未能总结出的一个答案吗？！梁羽生想，成年人像儿童般地热爱武侠小说，不正是因为他们童心未泯，还有美好的追求和愿望，希冀在武侠小说提供的刀光剑影的梦幻里，去海阔天空地寻自己的旧梦么？
梁羽生觉得，华老对武侠小说的见解，对自己很有启发作用。“成年人的童话”，用来对付那些否定武侠小说意义的论断，倒不失为一记绝好的反击。
随后，他们又谈了人们对武侠小说的一些误解。华罗庚认为，有人臆断武侠小说与低级趣味有必然的联系，这是不公平的。他说，判断作品是否有低级趣味，应看内容，而不是看形式。严肃文学有好坏，武侠小说亦有好坏。如果要说“武侠小说是坏的”，就得要证明全世界的武侠小说都是坏的。
“假如有一万本武侠小说，九千九百九十九本是坏的，还有一本是好的，这个‘武侠小说是坏的’的命题就不能成立。”华罗庚肯定地说。他好像又在根据数学原理，搞武侠小说的统筹法和优选法哩。
华老对武侠小说的“仗义执言”，使梁羽生深受感动。而华老对自己武侠小说创作的肯定和鼓励，更使他有种“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知遇感。
有趣的是，华罗庚与梁羽生谈武侠小说的时候，似乎是童心犹在，尽管腿脚不太灵便，但谈得兴起的时候，还要伸拳比划几招。梁羽生见华老也是个性情中人，十分高兴。二人畅所欲言，尽欢而散。
第二天下午，梁羽生又单独去拜访了华罗庚教授。二人整整谈了一个下午。华罗庚谈了他的生平经历，也谈到他那时的学术活动。华老提出的“弄斧必到班门”的为学心得，使梁羽生联想起武侠小说中主人公练成绝技后，必得“找高手过招”的描写。
当梁羽生问及华罗庚在“文革”中的遭遇，华罗庚告诉他一个自己在人民大会堂看“样板戏”电影时，智躲坐在邻座的“旗手”江青的故事，以及一则“四人帮”宣判“优选法”不是科学的笑话。梁羽生听后，捧腹大笑。
关于这次谈话，梁羽生专门写成一篇题为《弄斧必到班门》的访问记，刊登在香港的报纸上。另外，他还写了一篇《华罗庚传奇》，被人誉为是有关华罗庚的一部有分量而通俗化的评传。据说华罗庚见后，也挺满意，说梁羽生能在简短的叙谈后，写出这样细致、深入而传神的传记文学，实属难得。
以后，梁羽生谈起一些名人对武侠小说创作的声援的时候，总要提及华罗庚对他的鼓励和支持。他说，华罗庚作为一位前辈长者，一位成绩卓著的大数学家，能成为他的知音，这是他从没想到过的。
梁羽生难忘和华老的最后一次相见。
1984年12月，梁羽生和香港作家张初赴京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甫到北京，他头一个电话就打给华罗庚。华罗庚听到梁羽生那熟悉的大嗓门，十分高兴，忙约请他和张初来吃饭。
1985年元旦的上午，华罗庚偕家人坐车到了京西宾馆，将梁羽生和张初接至中国科学院会堂。就在一桌无拘无束的家宴上，华罗庚和梁羽生、张初谈天说地，十分相投。
当梁羽生问华老对国内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华罗庚传》有何观感时，华老风趣地说：“我看过了，我很同情剧中那个少年人。”华老风趣的回答，引得梁羽生和张初会心大笑。
饭后，华罗庚和他们合影留念，并把他们送回宾馆。到宾馆下车后，华罗庚紧执梁羽生的双手，动情地说：“羽生，很高兴这次的相见，我们后会有期！”
通过这次会面，梁羽生对华罗庚的平易近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华老的谈笑风生和思维敏锐，给梁羽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料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握手！
1985年6月，华罗庚在日本作学术演讲时，不幸突发心脏病逝世，享年七十五岁。梁羽生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因为半年前华罗庚看起来还挺健康，怎么不到半年就去了呢？！对这位知音的猝逝，梁羽生连称“可惜！可惜！”
梁羽生与华罗庚的这段交往，足称文学界与科学界成功交流的一个范例。
聂绀弩与梁羽生是老交情了。五十年代初，聂绀弩任职于香港《文汇报》社，与梁羽生是文友兼棋友，关系甚笃。
其后，聂绀弩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至北大荒劳动，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在那里，他为了响应上级的“无论什么人都要做诗”的号召，开始写作旧体诗。孰料无心插柳柳成荫，他的以“旧瓶”装“新酒”的旧体诗自成一家，为旧体诗开一新境界，使他除杂文之外，再以旧体诗闻名天下。
自香港分别后，梁羽生与聂绀弩见面的机会很少。1962年5月，梁羽生作客京华，与聂绀弩取得了联系。聂绀弩听说老友来了，非常高兴，忙挟围棋来访。谁知一局未终，便因聂绀弩临时有急事而作罢。匆匆聚首便要离别，梁羽生和聂绀弩都感觉非常遗憾。
“文化大革命”中，聂绀弩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直至1976年才以“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的身份获“特赦”。平反后，他有“穷途痛哭知何故，绝塞生还遂偶然”的感叹。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聂绀弩之所以能与梁羽生成为知己朋友，是因为他与梁羽生一样，有着梗直、慷慨和甘于淡泊的文人性格。在他八十岁生日时，程千帆教授赠他的寿联：“忍能对面作盗贼，但觉高歌有鬼神”，和虞北山教授的赠联“已成铅椠千秋业，依旧乾坤一布衣”，都是他性格的绝好写照。
聂绀弩也是个武侠小说迷。老友梁羽生的作品，他读得最多。偶尔见面，他们除了下棋外，谈得最多的，就是诗词和武侠小说了。
在增订本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中，有聂绀弩《赠梁羽生》诗一律：“武侠传奇本禁区，梁兄酒后又茶余。昆仑泰岱山高矮，红线黄衫事有无。酒不醉人人怎醉，书诚愚我我原愚。尊书只许真人赏，机器人前莫出书。”最后两句聂绀弩又自注：“少年中有因读此等小说而赴武当少林学道者，作此语防之。”这首诗很有打油诗的味道，谈了梁羽生创作武侠小说的功绩和广泛影响，字里行间，对梁羽生颇多称许之意。
聂绀弩1986年3月在北京逝世的时候，梁羽生正在澳洲悉尼。他从报纸上得知聂绀弩去世的噩耗，怅怀往事，随即写了一副挽联：
野草繁花，香岛难忘编后话；
微醺苦酒，京华犹剩未残棋。
上联中的“野草繁花”，语出聂绀弩的《题词》一诗，是说聂绀弩将鲁迅野草式的杂文在香港发扬光大的功绩；“编后话”则指聂在香港《文汇报》任主笔时，因和梁羽生下棋而经常忘了写的《编者的话》。下联的“微醺苦酒”句，出自聂绀弩的《淡淡的血痕》中的题诗“苦酒微甘酌与人，非醒非醉但微醺”；“京华犹剩未残棋”句，系指1962年他们在北京短暂相会之事。整个挽联，大致概括了他们一生的真挚友谊。
昔人已乘黄鹤去，但梁羽生对聂绀弩这位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对自己的写作事业始终热情支持的著名文学家，肯定是没齿难忘的。
梁羽生的创作生涯中，像华罗庚、聂绀弩这样的良师益友，还有很多。像已故老词人刘伯律精通诗词音律，对梁羽生小说中的词作，不仅可以整首念出来，还在肯定之余，直率地指出梁词中的谬误之处；清史专家汪孝博（抒庵），除对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史实多有指点外，另在“联话”的创作上对他帮助很大……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梁羽生有那么多的良师益友，此生应已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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