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一代宗师

 

 

 

  1.矢志追求

  梁羽生在武侠小说园地里笔耕三十年,这是连他自己也未曾想到过的。
 

  当年他被“逼上梁山”,不得已开始撰写武侠小说,纯属偶然。因此后来在一篇题为《著书半为稻粱谋》(发表于1966年的《海光文艺》上)的短文中,梁羽生借龚自珍的一首诗答友人。

  少小无端爱令名,也无学术误苍生。
  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

  诗中的“忽遇”,点出了他投身武侠小说创作的随缘性。
 

  也就是在同一篇文章中,梁羽生还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只求我的武侠小说是杯白开水,没有养料,能给读者解渴也就于愿已足。”
 

  可见,梁羽生的写作武侠小说,并没有显姓扬名、留芳百世的初衷,对作品也无诸如“惊世之作”、“宏篇巨制”之类的期望值,而是很难得地抱着一颗平常心。
 

  甚至在封笔时,他会有如下感慨:

  青春岁月都在“刀光剑影”中虚度了。是该埋怨朋友还是埋怨自己呢?话说回来,我疏懒成性,天资亦薄。不写武侠小说,其他方面也未必能有成就,还是该埋怨自己的。

  这里,梁羽生过谦了。他创作武侠小说,并不是“虚度”光阴;即使不写武侠小说,凭着深厚的文史功底,他也完全可以在文史写作方面功成名就。只是写作武侠小说,令他的声名更隆,甚至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
 

  在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展史上,是有了梁羽生的崛起,才有了金庸的继起,才有了诸葛青云、卧龙生、古龙等新人的迭出。
 

  开创新派不易,而梁羽生能于开宗立派之后,辛勤笔耕三十年,专心致志于武侠小说创作,则更为不易。
 

  比起既写武侠,又搞电影、办报,进一步还从政的金庸来,梁羽生对武侠小说显得更加一往情深,更加锲而不舍。
 

  尤其是在金庸停笔不写武侠小说,转而专心办报之后,梁羽生仍新作迭出,独撑现代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局面。
 

  故而,梁羽生动笔早,封笔迟,而且作品数量庞大,艺术水准也较平均,确实对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有着莫大的贡献。

  梁羽生笔耕三十年,是异常辛苦的。
 

  他1954年便步入武侠小说世界,边写作边工作,一直到1962年才正式辞去副刊编辑的职位,闭门家居,专事写作。此后,各报竞相约稿,而“埋首文案”也成了他每日最主要的工作。
 

  三十年间,梁羽生平均每天要写出五千字,才能应付各报的连载。有意思的是,他作为一个随性之人,并没有硬性规定每天写作的时间和数字。有时心血来潮时,一天可以写上上万字;没有灵感时,可能几天也挤不出一个字。
 

  但不管写作精神状态如何,每日各报编辑催要的稿子,他都能如期交上。而交出去的稿子,往往是他前些天兴致高时写下的“存货”。
 

  为了应付稿约,梁羽生经常要同时写作两三篇小说。为避免混乱,他通常先列好大纲,搜齐材料,然后再动笔。
 

  有时要旅游或出差,他就不得不苦干多日,预先写出一批备用的稿子。否则,届时报刊就很有可能要“开天窗”或登“续稿未到”的启事了。
 

  尽管写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但梁羽生写小说仍是一丝不苟,从不乱写。
 

  每当他要写一些自己不熟悉的情节,就去找书寻资料,而不是单纯地依靠想像力。譬如他笔下常常描绘的冰川的美丽景色,就是翻阅了许多有关游记,了解了冰川的真实环境后才写成的。
 

  即使在小说中描述的古代历史和山川风物,他也经过了严格的考证。就连从苏州入太湖,该从哪个码头下船,他也从地方志中查得一清二楚。
 

  为此,他不知翻阅了多少历史典籍和方志游记,花费的功夫不可谓不大。
 

  由于梁羽生花在搜集和参考资料上的时间,远远多于写作时间,所以有时为了赶上截稿的时间,不得不匆匆草就,未及重读便送给编辑部。如此一来,文中的疏漏错误在所难免。
 

  对此,他并未因文字已成铅字而作罢,而是在小说发表完毕准备出版成书时,一篇篇仔细地加以检阅,凡是用字不当,情节不符,或是人物性格前后矛盾之处,他都一一加以修正。
 

  此种严谨的创作作风,新派武侠小说作家中,恐怕只有金庸能与之媲美了。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善于将古代英雄儿女的高尚情怀与国仇家恨,编织成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有人因此称他是个“织梦者”。
 

  他编织的“梦”是如此动人,无怪乎读者会因之而喜,而悲,而怒,而怨了。梁羽生曾经说过,他相信世间万物尽管历尽艰辛曲折,最终都有光明的一面。因此他写的东西,都有光明美好的一面,他希望通过他的作品,引导人们向上,追求生活中的真善美。
 

  故而他的作品,就与那种“拳头加枕头”,只给人感官刺激的所谓“武侠小说”迥然不同了。
 

  在三十年的创作历程中,梁羽生上下求索,尝试建立自己的风格,尝试突破前人“传奇体”和“说书体”的樊篱,走出一条新路。
 

  他也试图尽可能做到让自己的武侠小说具有与其它类型小说相同的“文艺质素”。他自称自己的写作取向,就是宁愿现在少被人欣赏,但作品的生命力坚韧,过一百年仍有人看。
 

  其实喜爱他作品的读者还是很多的。因为读他的作品,不仅可以得到道德和情操的陶冶,而且还可从中增加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并提高中文的写作水平。尤其是身在海外的华人,通过读他的作品,可更多地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因此,当《萍踪侠影录》问世以后,有一位姓吴的初中生写下了读后感:“《萍踪侠影录》使我喜爱柳永的词,也使我认识了朱淑真。”
 

  几位在英国留学的读者,读了梁氏作品后颇有感慨:“看新派武侠小说,还可以温习一下中国历史,学会几句诗词。”
 

  更有一位在美国留学的读者给梁羽生来信说:“未读《女帝奇英传》之前,我尚未认识到,我国第一部诗集的《诗经》之中,竟有‘写情’写得这么精彩的片断。如果你存心在你的小说中,使你的读者对古文学有一定认识的话,我认为你成功了。而且你介绍得并不着迹,这更不是轻易之举。”
 

  ……
 

  正因为梁羽生不仅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又是新派武侠中一大流派的掌门人,所以他在海内外文坛,名声是响当当的。
 

  在内地文学界,他是头一个创作成就受到肯定的武侠小说作家。内地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二分册),以很长的篇幅,介绍了他的生平和创作,内中对他的评价甚高。
 

  在此前后,评论梁氏作品的研究文章也不断发表。到了九十年代,评论梁氏及其作品的专著开始问世,内地涌现出陈墨、罗立群等研究专家。
 

  而在香港和台湾,梁羽生及其作品也得到了评论界的高度重视,有人甚至将对梁氏及其作品的评论,称为“梁学”。
 

  1980年,由韦清编,香港伟青书店出版的《梁羽生及其武侠小说》中,收入了一些很有分量的研究文章。其后,1988年台湾由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出版了《梁羽生的武侠文学》。该书大致是根据《梁羽生及其武侠小说》而成,其中亦有大量增添的资料。
 

  不过就总体而言,“梁学”无论是研究广度还是研究深度,都还不及“金学”。因此,梁羽生及其作品,仍是国内目前尚未完全开发的大宗武侠文学资源。
 

 

  2.广受欢迎

  梁羽生在其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写下三十五部作品,总字数近二千万字。这一辉煌记录,若无坚韧的意志,执著的精神,肯定是难以企及的。
 

  三十年来,他的作品给数以亿计的读者的生活,平添了不少瑰丽的梦幻色彩:年轻人在他笔下的俊逸侠士和古典美女身上,看到了心仪神往的梦中人;精神极度苦闷的海外华人,通过他的小说,建立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锦绣河山的向往,写字楼里屡被老板欺侮的小职员,看到侠士将腐败的官吏推翻时,则不禁有大快人心之感……
 

  梁羽生精心编织的“成年人的童话”,使广大读者在海阔天空的刀光剑影中,得到情感的满足和心理上的补偿。
 

  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香港某周刊的记者,因为喜欢《白发魔女传》中卓一航的缘故,干脆将“卓一航”作为自己的笔名;1994年在香港举行的国际华裔小姐竞选中,组委会甚至让参赛佳丽以白发魔女造型拍外景……
 

  梁氏作品,不但被普通读者争阅,也得到学院中人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好评。像华罗庚、廖承志等大雅君子,都是梁羽生的忠实读者。
 

  在雅俗共赏这点上,除金庸外,似乎没有哪位武侠小说作家,能像梁羽生这样做得如此出色。
 

  就是在国外,梁氏小说也享有较高的评价和声誉。英国著名女作家,汉学家伯伦菲尔(Blomfield)极其推崇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并曾翻译过他在《龙凤宝钗缘》中的一首《蝶恋花》词。美国《新闻周刊》1976年刊登的一篇专文,也曾充分肯定了梁氏武侠小说的权威地位。
 

  的确,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除能使人得到道德的陶冶和精神的升华外,还因他的学识渊博,常使读者开卷得益,获取许多有益的文学和历史知识。
 

  而且,他的武侠小说语言典雅,文学流畅简洁,有颇多优美的片断。若读者有心习摹,必能学到清通、洒脱的中文,免去笔下恶性欧化之弊。

  由于读者爱看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长期以来,港、台、新、马的报纸,尤其是大报,都以重金做稿费,争取刊登他的小说。
 

  例如,他的小说在新加坡报纸上出现,仅落后于香港一年。当地最早刊登他的小说的报纸《民报》,给的稿酬是当地的“一级稿酬”。到了六十年代,新加坡的大报,如《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等开始刊登他的小说,所付的稿酬,也是远远高于当地“标准稿酬”的“重金”。
 

  作为一位广受欢迎的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的作品在香港的销路,始终与金庸平分秋色。在中国大陆,则由于他的作品进入较早,迄今合法出版加上被翻印的数量,已超过一千万册之多,是作品最受大陆读者喜爱的香港作家。
 

  他的作品,在东南亚各地,都很受欢迎。除新加坡和印尼有各种翻译本外,还有泰文、缅文、柬文等译本。
 

  譬如印尼翻译他的作品比较齐全,据新加坡学者廖建裕所作的专题研究的文章(载1984年12月1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就有十六部、十七种本子(其中《萍踪侠影录》有两种译本),而且印刷装帧都很有特色。
 

  直至今日,海外一些华人聚居城市的华文报纸,仍以刊登梁羽生的作品为副刊的号召。虽然这并非事先都获得他的版权授意,但从中可知梁氏作品受欢迎的程度。
 

  需要一提的是,终生从事笔耕写作的梁羽生,除了武侠小说业绩惊人外,其实还有不少诗词散文、对联研究著作很受读者欢迎。尤其是停笔不写武侠小说后,他在香港及海外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随笔小品及联话,深得海内外读者的喜爱。

  因为广大读者爱读梁氏小说的缘故,除出版商外,还有不少电影公司、电视台及剧团看好他的作品,纷纷将其作品改编,搬上银幕、荧屏或舞台。
 

  这些曾被改编的作品是《侠骨丹心》、《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还剑奇情录》、《塞外奇侠传》等。
 

  其中,《萍踪侠影录》是被改编次数最多的一部作品。
 

  早在六十年代初,《萍踪侠影录》在报端连载引起轰动后,香港邵氏影业公司的编剧也一眼看中了这部作品。但是,当时该公司由于考虑到台湾市场的发行问题,不大方便直接采用刊于左派报纸的梁著原名,更不敢明示作者之名,所以颇感为难。
 

  可能是觉得有些要求难以直接开口,邵氏公司便托一位中间人,跑去同梁羽生商量,希望在改编他的小说时,一不明示作者名字,二要改名──这种要求,难怪邵氏公司会觉得难以启口了。
 

  要是换了其他作家,听到如此要求,肯定会坚决予以拒绝的。但梁羽生是个心慈之人,向来很好说话,他在了解了电影公司的苦衷后,也就一点都不在乎是否署名、改名等问题,而是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个似乎不太合理的要求。
 

  就这样,一部以《萍踪侠影录》为蓝本,易名为《原野奇侠传》的电影由邵氏公司搬上了银幕,主演者是当年香港国语片的头牌明星赵雷和乐蒂。电影拍成上映后,不仅在香港大获成功,就是在台湾也是轰动一时。只可惜当时的台湾观众,并不知道该剧的作者其实就是梁羽生。
 

  七十年代中期,香港佳艺电视台成立后,以改编武侠小说作为自制节目的重点。他们对梁羽生的武侠作品,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而他们看中的第一部梁著,也正是《萍踪侠影录》。
 

  “佳视”改编梁著,自然不会有诸多顾虑。很快,一套同名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拍成了,并且征服了大量的香港电视观众。
 

  到了1984年,当内地采取对外开放政策,梁著被广泛介绍到全国各地后,北京风雷京剧团的编剧为《萍踪侠影录》的内涵和人物所吸引,决定将其搬上京剧舞台。
 

  1984年年底,经过全体编导演职人员的努力,京剧《萍踪侠影录》在京隆重上演。甫一演出,竟是连连“爆棚”,上座率之佳,为几年间北京京剧舞台所罕有。由此,京剧舞台上首次搬演新派武侠小说的尝试,获得了极大成功。
 

  又过了一年,香港亚洲电视台于1985年重新改编了《萍踪侠影录》,再次制作成长篇电视连续剧。该剧系由当红明星刘松仁和米雪主演,比较忠实原著,是梁羽生最满意的一部改编自原著小说的电视剧。
 

  其后不久,广州粤剧团又将同一部著作搬上粤剧舞台。这是对《萍踪侠影录》的第五次改编。
 

  同一部作品,被人先后五次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京剧和粤剧,这是梁羽生在香港文坛创下的一个记录!
 

  他的另外一部名作《白发魔女传》,也曾多次被影视界改编。
 

  继1958年《白发魔女传》被改编为电影后,1993年暑期,由于仁泰导演,林青霞和张国荣主演的《白发魔女传》在香港上演,六天票房过千万,成绩不俗。该片制作认真,创意突出,是港片掀起古装武侠风以来,水准较高的一部作品。
 

  但由于于仁泰将此片导成一部新式魔幻派爱情武侠片,不仅剧中男女主人公与原著有较大差异,而且还加上若干怪诞的情节,所以梁羽生并不十分满意。后来他曾指出,将他的作品制成电影或电视剧,编剧绝对有改编的自由;只要主题能忠于原著,反映侠骨柔情和正义的精神,他是会持开明的态度的。
 

  继改编成电影之后,1994年底和1995年5月,香港无线电视台和新加坡电视机构分别将《白发魔女传》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前者是首次改编梁氏著作,而后者是首次改编武侠小说名著。
 

  至于《云海玉弓缘》,也有一部陈思思主演的电影,一部马敏山主演的电视剧。后者于1984年10月播出,是由香港“亚视”投拍,徐小明导演的。
 

  此外,梁羽生的《还剑奇情录》,由内地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还剑奇情》,由香港青年剧团改编为同名话剧;他的《塞外奇侠传》,易名为《塞外奇侠》,由新加坡电视机构和中国上海电视台联合摄制……
 

  如此之多的作品被改编或重拍,足以证明梁著的文学魅力和广泛影响。
 

  毫不夸张地说,梁羽生以其光芒四射的武侠小说创作,成为最受海内外影视剧界欢迎的几位香港作家之一。
 

 

  3.纵论武侠

  在新派武侠小说的成长史上,梁羽生既有开创之功,亦有发展之力。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向世人展示了新派武侠的精彩面貌,还以素养极深的理论文章,奠定了新派武侠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石。
 

  四十多年来,他不但坚持写了三十多部的武侠小说,而且披荆斩棘,为争取新派武侠小说的声誉和地位,引经据典,大声疾呼。这和一些专写而不论的作家不同,充分证明梁羽生具有一位开山祖师深厚的理论修养和自觉的理论意识。

  梁羽生与新加坡很有缘分。海外最先刊登他的小说的,是新加坡的报纸;而他头一次系统地评论武侠小说,也是在新加坡。
 

  1977年6月间,梁羽生曾有一次新(加坡)马(来西亚)之行。当时,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的一些人士,非常倾慕梁氏的文学造诣和人格,提议为他举办一次个人专题演讲会。
 

  尽管有人表示怀疑,认为武侠小说向来不入正统文学之列,届时可能不会有人来听,但协会内的多数人认为,梁氏小说不同于坊间的庸俗低级读物,而是兼有崇高的侠义精神和丰厚的文学素养。于是,演讲会于6月8日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顺利举行。
 

  出乎主办者意料之外的是,那天前往听讲者十分踊跃,座无虚席,而且各阶层人士都有,充分显示出当地人士对梁氏小说的热爱程度。
 

  这不禁让主办者替梁羽生捏了一把汗。因为他们知道,梁羽生是个长期伏案写作之人,恐怕不善演讲,即使是平日口才甚好,但要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讲上几个小时文艺理论性颇强的话题,也实属不易。况且在演讲中要抓住来自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注意力,梁羽生面对的,确实是个不小的考验。
 

  不过梁羽生倒并不慌乱。演讲开始后,他胸有成竹,一边悠然在讲台上踱来踱去,一边操着一口带着广西腔的国语,开始了一次名为《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的演讲。他的演讲,主要内容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题为“武侠小说算不算文艺”,分析了促成武侠小说流行的诸多社会因素,并追述了武侠小说的历史,认为武侠小说属于文艺的一个流派,应该算是文艺。
 

  第二部分题为“武侠小说与文艺小说的共通性”,阐述了武侠小说同样具有文艺小说的三个特征,即反映时代,塑造典型人物,具有艺术感染力。
 

  第三部分题为“武侠小说的特性”,是该演讲最为精彩的部分。首先,他谈了对“武”与“侠”的个人理解:

  我认为,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个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最重要的,武是次要的。……那么,什么叫做侠,这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我的看法是,侠就是正义的行为。什么叫做正义行为呢?也有很多很多的看法,我认为对大多数人有利的就是正义的行为。

  上述见解,体现出梁羽生正统的武侠文学观念。三十年的创作实践表明,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然后,他认为写武侠小说的作者,知识面越广越好,也就是要懂得一点历史、地理,四裔学(有关边疆少数民族的学问)、民俗学、旧文学、宗教学等方面的学问,因为这些是武侠小说应该拥有的特性。
 

  同时他也指出,一个作家的知识面越广越好,那就得接受外来的文化。他提倡作家应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但不拒绝西方文化的影响。
 

  第四部分题为“为什么有人认为武侠小说不算文艺”,认定原因在于很多武侠小说或怪诞离奇,或低级庸俗,实在不能算是武侠小说。
 

  近两个小时的演讲中,梁羽生将理论性颇强的文艺话题,叙说得既风趣又灵活,毫不枯燥。说到精要处,会场上往往喝彩、鼓掌之声不绝。看来,梁羽生不仅平日是个健谈之士,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是个非常优秀的演讲家哩!
 

  客观地说,这篇演讲是对武侠小说理论的一次系统总结,它以精辟之见,把武侠小说提升到新文艺理论的高度。难怪内地出版的《中国文学大辞典》中,认为他的见解是较有理论地探讨了新派武侠小说。
 

  不难推测,听了梁羽生的演讲,哪怕是对武侠小说抱有偏见的听众,也会把那些先入为主的歧见一扫而光,从而懂得如何分辨所谓武侠小说中的黄金和沙砾了。
 

  这篇演讲,曾由赵宁摘录,1977年9月首登在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编的《文学月报》上。后来,该文又被多次转载,成为梁羽生武侠小说理论的代表作。
 

  1984年8月底,新加坡第十六届国际书展隆重召开。受新加坡国际图书有限公司的邀请,梁羽生与香港出版同业新加坡书展参观团一起抵新。
 

  8月31日下午三时,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以《梁羽生系列》参加国际书展展览,他在中华总商会礼堂展场为读者签名留念。据说当时他的小说迷蜂拥而来,展场内人头攒动,盛况空前。
 

  9月1日下午七时半,受南洋·星洲联合早报、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及国际图书有限公司之请,他在南洋客属总会礼堂主持了一个专题演讲:“从武侠小说到历史小说”。由于他的武侠小说本身兼具历史小说之长,因此他谈这个话题很有心得,除细致阐述了武侠小说与历史小说的异同,还重申了他的武侠小说的方法论。
 

  9月3日晚,在新社和南洋学会于海世界活海鲜酒楼联合举办的演讲会上,梁羽生又主讲“武侠小说与现代社会”。
 

  这个演讲中,他首先赋予武侠小说以“成人童话”的定义,进而认为现代社会中武侠小说仍受欢迎的原因,有如下几项:
 

  其一,现代社会的专业人士在闲暇时,需要阅读一些雅俗共赏的读物作为调剂,而严肃的武侠小说,正是这类雅俗共赏的读物。
 

  其二,现代社会一般人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空间都很紧张,故而在心理上需要寻找一些与现代生活有距离的事物来添补,正好武侠小说的这种弥补缺憾的功能相当显著。
 

  其三,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紧张,人们所希望、所向往的诸如爱情、友谊等传统的道德价值观,都能够在武侠小说里找到。
 

  其四,武侠小说的情节变化和节奏都相当快,能够适应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而且许多武侠小说涉足到现代人的心态,也能反映社会现实。
 

  显然,这篇演讲是对《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部分内容的扩展和深化。这个专题,他在澳门由星光书店和香港天地图书公司联合举办的讲座上,也曾经讲过。
 

  梁羽生此次新加坡之行所作的两个演讲的实况录音,后来由新加坡广播电台第三广播网,分别于10月8日晚和15日晚播出,让那些未能亲赴演讲会场的“梁迷”们大饱了耳福。

  四十多年间,梁羽生为武侠小说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重登大雅之堂,作过很大的努力。他在海内外各种大小场合,都以具体的事实和雄辩的语言,充分说明武侠小说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优良传统,是歌颂正义、锄强扶弱、鞭挞邪恶的一种文学样式。
 

  他还曾经写过一首新体诗,表达了对武侠小说的看法:

  上帝死了
  侠士死了
  西方与东方
  好像都有同样依恋
  因此有人说武侠小说只是
  分类的荒谬剧
  正派侠士只是理想的虚幻
  但我相信那会是真实的存在
  因为我在现代年青人的身上
  看到侠士的襟怀
  因为他们善用自己的幻想
  不是依靠别人的脑袋
  如侠士之敢于傲视世界

  从诗中可见,梁羽生尽管年纪大了,但浪漫情怀依旧。他对武侠小说还是满怀依恋,充满信心的。
 

  停笔不写武侠小说后,他对将来武侠小说的发展和突破,仍是颇为关心。在一次答记者问中,他指出武侠小说在写作技巧方面还能有所突破,例如尝试采用西方时空跳跃的“意识流”手法等等。
 

  ……
 

  四十年间若干高质量的武侠小说评论,使梁羽生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位武侠文学理论家。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武侠小说评论,必定会在中国武侠文学理论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笔。
 

 

私家侦探 扫校
药师丹枫 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