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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搬运】梁羽生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反思 —纪念梁羽生逝世十周年BY叶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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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月第38卷第6Nov. 2019 V01.38 No.6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DOI:10.19493/j.cnki.issn1673-8004.2019.06.010


梁羽生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反思
纪念梁羽生逝世十周年
叶翔宇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北碚400715)

【摘要】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创者,武侠小说三大家之一。他把现代历史政治观念融入武侠小说,又将传统小说审美特征大加发挥,打开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大门。梁羽生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始,已走过30余年,经历了发生期、拓展期和深入期三个阶段,包括了生平创作、艺术特色、创作观念、文学史地位和比较研究等多方面的研究。但放眼于武侠研究全局,梁羽生研究是显得不足的,存在研究方法欠缺、创新成果不足和研究领域狭窄等问题。如今梁羽生逝世已十周年,无论是毁还是誉都不能成为梁羽生研究未能形成合理格局的原因,这跟武侠小说本身“反武侠”的发展逻辑、梁羽生自身创作的传统基因和特有的时代印记是分不开的。武侠小说和大众审美早已产生多向的流变,梁羽生的作品早已不再风靡,但对研究者而言,打开梁羽生研究的新局面,有利于厘清武侠小说发展历史,为其他武侠小说研究指明路径。
【关键词】梁羽生;武侠小说;新派武侠小说;港台新武侠;章回体;左翼视角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04(2019)06-0091-13
收稿日期2019-08-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武侠文学发生期研究(1900—1949)”(11BZW100);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金庸与中国武侠小说现代性研究”2019YBWX128)。
作者简介:叶翔宇(1997—),男,四川广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


    梁羽生(1924—2009),原名陈文统,广西蒙山人,中国著名武侠小说家,被誉为新派武侠小说开宗立派的宗师。1954年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在香港《新晚报》开始连载,拉开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序幕,影响了一大批优秀的武侠小说作者。后与金庸、古龙并称新派武侠小说“三大家”。梁羽生从1954年到1984年30年间创作了35部武侠小说,共计160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继承了传统小说的形式和审美,又摒弃了传统武侠小说一味复仇、嗜杀的倾向,将现代的历史政治观念融入武侠小说;不仅将传统小说中诗词、回目等艺术形式大加发挥,而且提出“以侠胜武”的创作观念,赋予“武侠”新的含义,将武侠小说这一通俗文学类型提高到一个新的艺术境界。对梁羽生武侠小说的研究,虽经历了30多年的一个漫长时期,但始终缺乏多元性和系统性。值此梁羽生逝世十周年之际,笔者对梁羽生及其武侠小说的研究进行了综合梳理,以期推动梁羽生研究进一步发展。

、梁羽生研究的发展阶段
    梁羽生对新派武侠小说具有开创之功,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金庸、古龙等人身上。作为新派武侠的“开山鼻祖”,梁羽生却长期处于相对被“忽视”的状态。在中国知网以“梁羽生”为篇名进行检索,从1986年至今仅有期刊论文39篇、学位论文4篇,共43篇。图1为1986—2019年每年发表的题名“梁羽生”的论文数量统计结果(若当年无篇目则未标出)。
1  1986—2019年梁羽生研究论文数目按年份统计结果(单位:篇)
    邱香华、刘国辉通过对CSSCI期刊论文中侠文化的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共得到侠文化研究文章1748篇,其中有效文献1208篇[1],相比这个数字,梁羽生研究的文章数量可谓“云霄”。可以看出他在总体武侠研究中是不受重视的,很少被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対象。从梁羽生研究的历时进程来看,研究文章和作者都显得零散,很少出现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和阶段性的研究规模,缺少具有持续学术影响カ的学者和研究团队。在这样的背景下,划分梁羽生研究的发展阶段显得十分困难。笔者通过对研究文献的分析梳理,将梁羽生研究分为发生期、拓展期和深入期三个阶段。
    ()梁羽生研究的发端
    对梁羽生的研究,发轫于1966年梁羽生托名佟硕之在《海光文艺》发表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其中论及梁羽生作品的诸多短长之处,几乎成为后人的定论。而后评论和研究文章散见于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报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几篇,收录在1980年香港伟青书店出版的《梁羽生及其武侠小说》[2]—书中,这也是最早的专论梁羽生的出版物。台湾方面对梁羽生的研究起步于1988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的文化“解禁”,最早引进的是金庸武侠小说拥有授权的梁羽生作品直至1988年オ出版之前流传的都是未经授权的坊间作品同时报刊上发表了陈晓林李永平的关于对梁羽生评价的文章1988年台湾举办了一个解禁之后的文学与戏剧研讨会主要以梁氏作品为例探讨武侠文学的出版和传播肯定了梁氏的文学成就随着金学的盛行时人曾炒作过梁学研究”,如风云时代出版公司曾出版过一套梁学研究系列”,但终究没有引起学界兴趣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少有专论文章所谓梁学并未形成气候
    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从香港引入内地的武侠小说就是梁羽生的作品1981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萍踪侠影[3]20世纪80年代梁羽生并未进入学术视野相关文章多是感性短评或作者介绍较重要的有柳苏侠影下的梁羽生20世纪90年代本应是武侠小说研究最为繁荣的阶段梁羽生研究也确实跟随着新派武侠小说研究的线索进行然而此时受关注的多是金庸和古龙单独研究梁羽生的文章少之又少多数时候梁羽生仅仅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鼻祖被提及或是用来和金庸做比较断然不是研究的重点在此阶段梁羽生研究与武侠热并未接轨陈中亮认为这是由于梁羽生作品的水平问题也跟20世纪9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处于低谷有关陈墨新武侠二十家首次将梁羽生列为单独章节详论了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创作特征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可以认为是梁羽生研究的发生期
    ()梁羽生研究的展开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前十年梁羽生研究的成果基本集中在几本专著上论文鲜有可观者学者们注重梁羽生作品的整体研究关注梁羽生的武侠观念和审美价值陈墨罗立群等将其定格”“”“等武侠基本叙事话语这一时期也开始了对梁羽生武侠作品中诗词的研究
    随着武侠小说研究模型的提出探索和构建以及对通俗文学的重新认识和定位梁羽生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取得了突破出现了第一部系统研究梁羽生小说的专著开创新派的宗师——梁羽生小说艺术谈》。罗立群在书中分论梁羽生作品中的武功爱情诗词情节和人物首次提及梁羽生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定位随后几年四本传记类著作相继出世都是梁羽生研究的重点资料可谓掀起了一股小高潮费勇钟晓毅的梁羽生传奇”“”“”“四个角度进行整体研究也对代表作品作了单独剖析[7]
    (三)梁羽生研究的深化
    梁羽生于2009年1月22日溘然长逝学者对梁羽生的关注オ逐渐增多怀念之余也兼论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但梁羽生研究并未就此走向繁荣始终保持不温不火的态势一个武侠宗师的离世对于武侠文学和武侠研究而言却是进行反思的良机和走向深化的开端怡逢2018年下半年金庸先生逝世迅速引发新一轮研究热潮各类研究文章如雨后春笋甚至有人提出对金庸研究热潮需要批判认为扰攘不休花里胡哨的金学研究是名不副实肆意夸的无聊吹捧[8]由此回过头去梁羽生逝世所引发的关注就显得暗淡许多其研究也并未产生一个真正的高潮这显然是十分遗憾的
    2013年之后梁羽生的关注度又开始回落很难说这是一个繁荣的研究阶段但从研究的实际内容来看,不少领域都有所开拓和深入。着眼于梁羽生研究的全局来看,从2009年至今是梁羽生研究的深入期,大多数学术论文都发表在这个阶段。首先是研究视角的多元化。陈中亮、黄健等开展了对梁羽生小说左翼视角的解读,在前人基础上将左翼文化与文学这一视角引入梁羽生研究。其次是研究的细化与深化,除了对梁羽生及其作品的总体研究,还出现了专论梁羽生小说中诗词、回目等艺术形式和文化意蕴的学术文章。

、梁羽生研究的基本内容
    (一)梁羽生生平及创作史研究
    “知人论世”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梁羽生的一生,饮誉天下亦复归平淡,既是名士,又是隐士。研究梁羽生的性格思想和人生经历,对理解梁羽生的作品和创作观念十分重要。目前学界对于梁羽生的生平事迹已基本清晰,成果主要见于先后出版的四本传记。
    最早是费勇、钟晓毅1996年的《梁羽生传奇》,重点是梁羽生作品解读,只在第一章用了几十页的篇幅介绍了梁羽生的生平履历[7]541,主要述说梁羽生的一些趣闻逸事以佐证其思想性格,但并不详尽。研究梁羽生生平和创作史的集大成之作,当属刘维群1999年的《梁羽生传》[9],以500多页35万字的篇幅,按时间顺序详述梁羽生生平,无论是成长生活及创作经历,还是性格思想、人生观念,以及时代背景、武侠流变等,无不摄入笔端,十分详尽,并附《梁羽生作品年表》。此后又有《琴剑书生:梁羽生传》[10]、《梁羽生新传》[11]两部著作。另有数十篇论文介绍梁羽生的生平经历和趣闻软事,但大多不够全面细致,内容大量重复,鲜有研究价值。
    在作品研究方面,台湾的几篇学位论文分别对梁羽生“萍踪侠影系列’[12]、《女帝奇英传》[13]、《云海玉弓缘》[14]、《大唐游侠传》[15]、“天山英雄系列’[16]、《白发魔女传》[17]作了十分细致的专题研究。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潘东珂、韩爱平谈及梁羽生报刊生涯的几个阶段,以及新派武侠小说在报纸上从诞生到繁荣的过程,从大众传媒的角度阐释了早期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创作历程?
    ()对梁羽生作品艺术特色和文化品格的研究
    梁羽生武侠小说代表了新派武侠小说中的典雅一派,陈墨以“雅”来概括梁羽生小说的艺术特点,认为这是梁羽生的“绝招’之一,梁羽生也自诩“名士气味甚浓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19]。
    对梁羽生小说艺术特色的研究,大多在于对其作品中诗词及回目的研究。陈墨说梁羽生“继承了中国叙事文学传统的讲、唱结合的形式和规范,同时又发展成自己独具一格的创作套路”[7]。首先是诗词的运用,罗立群从塑造人物、抒发情感和美化武功三个方面阐述了梁羽生小说中诗词运用的特点和作用[6]47-56。《梁羽生传奇》也将梁羽生的诗单独列出来,认为诗词不仅能概括小说内容,更能营造意境,并提出除了直接引用诗句,梁羽生的很多写法也颇似诗句句法。在诗词方面最系统的研究成果是蔡晶的硕士学位论文[20],全面总结并阐释了梁羽生小说诗词运用的特征和艺术功能。对梁羽生小说中诗词的运用,也有不同意见,陶杰认为诗词反而成了梁羽生小说创作中的包衹?。罗立群亦有提及,说诗词铺陈过多,有些地方故弄辞章,与小说结构、情节毫无干系,有“蛇足”之感[6]47。
    其次是对梁羽生小说回目的研究,辜学超対比梁羽生和金庸的小说回目,认为梁羽生在形式上趋于ェ整,延续了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的叙事功能,求新之处在于在回目中嵌入人物的心理描写?。刘骏勃认为梁羽生完成了小说回目在形式上的诗句化和内容上的叙事模糊化,对传统小说回目体制做出了创造性的变革和贡献,并影响到后来的小椴等作家[23]。
    在梁羽生小说中体现的文化品格和审美追求方面,研究者注意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以梁羽生笔下的人物形象为例,罗立群认为传统文化的影响体现为强烈的道德观念和忧患意识,多塑造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人物m72。陈中亮提出传统文化表现为伦理道德、群体意识和名士风度,其中名士风度体现为“儒道互补”。陈中亮还考察了梁羽生小说中左翼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契合,体现出一显一隐的特征[24]。黄健注意到名士风度对梁羽生创作的影响,提出名士风度主要的精神内核为个体的独立意识,在梁羽生的小说中以人物在形貌上的清新、性格言行上的狂放和文采、思想上的オ气及精神气质上的从容来表现的[25]。他还分析了梁羽生小说中“剑”意象体现的传统文化意蕴,指出其外在审美品格和内蕴君子品格,做到了雅俗融合?。刘骏勃考察了传统词论对梁羽生创作的影响,提出梁羽生对武功的评价标准受到晚清临桂词派“重拙大”词学评论思想的影响[27],但作者的分析略显牵强,两者之间究竟有无内在关系尚待考察。张清芳、陈爱强从梁羽生小说的侠客形象特征出发,指出梁羽生对儒家济世精神的重新阐释中所体现的文化反思精神?
    (三)对梁羽生的创作观念及其作品叙事模式的研究
    王海林说,梁羽生“一反旧武侠小说的浊流,对侠义进行再认识,对历史进行再评价”?,梁羽生独特的侠义观、历史观和女性观等体现出来的现代意识是其区别于旧派武侠小说而成为“新派”的内在原因和理论基础,也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对梁羽生创作观念的研究,首先是武侠小说类型两大因素“武”与“侠”的关系,必然避不开梁羽生自己常说的“宁可无武,不可无侠”“武是手段,侠是目的”,其实很多时候是缺少深入阐释的。柳苏“宁可无武,不可无侠”中的“侠”阐释为“正义”[4],认为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家中的正统派。陈平原考察了金庸、梁羽生“武”与“侠”的辩证关系,并将这种关系归结为武侠小说的中心“以武行侠”,但他认为在实际创作中武功的作用依然很太?。在梁羽生对于武功的处理上,周志强、赵书杰认为虽然梁羽生从理论上走向了“武功消除主义”,但在创作实际上依然是亦武亦侠的[31]。
    陈墨认为梁羽生的侠实际上是民族英雄、时代精神的代表及人民意志与理想的化身,这种以侠胜武的侠义观念和实践是成就大于不足的。梁羽生小说中侠义精神和历史责任感是统一的,侠的本质和历史进程是统一[7]。当然也有相反的评价,如说“出于这种侠义观的思考,使得其侠义传统只是习俗性的民间道德观念的再书写,侠客形象大多苍白无力,其历史观继承了传统文艺的价值观念,忠与奸的划分主导了人物的划分,梁羽生对于‘人民’和历史是缺乏思考的”?3-73。两种不同的评价对后来研究者都有影响,但并未引起太大争论。孔庆东评梁羽生的小说为“何其正”,认为这种英雄的“正”是英雄的本色,是英雄的主要特点,不能加以指责[32]。这种说法比较公允。方志远认为梁羽生作品中表现出的历史观足以让许多自诩历史学家的人汗颜[33]。出于梁羽生小说的古典背景和古典价值框架,陈墨称梁羽生的小说创作为“新古典主义”[34]。
    随着新世纪以来对左翼文学的再研究,不少学者对梁羽生的武侠观念提出了另一种角度的阐释,即左翼视角,其中最显厚重的是陈中亮的博士论文,他提出梁羽生的小说代表了新派武侠小说三大模式之一——对左翼文学的借鉴其精神构建是通过传统文化和左翼思潮的对接完成的所以梁羽生小说中讲述的是政治和道徳人性的瓜葛并认为梁羽生完成了武侠小说政治主题的现代性[35]中亮认为梁羽生笔下的侠客是左翼意识形态制约下的侠客形象所描绘的历史是左翼文化透视下的历史所采用的也是民族国家和阶级斗争观念[24]吴秀明也以激进浪漫的左翼理念从人物形象历史观和爱情观分析了梁羽生的左翼意识观念?黄健将左翼文学对梁羽生小说的影响归结为以人民性为本位的侠义观承担政治重任的女性形象将历史理想化的浪漫风格在女性观念上陈中亮提出梁羽生小说中长期处于男权文化中亚文化地位的女性获得了主体性黄健更将梁羽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左翼文学的共性特点联系起来[37]
    梁羽生小说”“”“是新派武侠小说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罗立群将梁羽生的小说分为正格变格”,所谓正格就是依附历史背景政治色彩浓厚的系列小说变格则注重描绘武林恩怨人性善恶[是按照小说主题不同的划分对梁羽生小说叙事模式的研究主要在于对小说中的探究张清芳指出梁羽生小说中的爱而不得其爱的爱情悲?这方面研究得最为深入的是台湾康涵甯的硕士论文把梁羽生小说的叙事模式归结为侠骨柔情模式多方面剖析了这种模式的思想渊源及其表现和流変?对于梁羽生武侠小说的总体叙事汤哲声把梁羽生小说中的矛盾分为三类江湖——庙堂冲突民族冲突、正邪冲突其演绎矛盾的思路是江湖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服从民族利益[40]
    (四)对梁羽生文学史地位的研究
    梁羽生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以大量的武侠作品和不菲的创作质量必然能够在文学史上留有一席之地事实上谈及20世纪作家无论是武侠小说史还是大文学史都不可能绕开梁羽生
    考察梁羽生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大部分学者认同梁羽生自己所说的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王海林认为梁羽生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能够符合信息时代广大读者特殊文学趣味的新型武侠小说样式开创了一种小说新流派[41]陈墨认为梁羽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不仅是新武侠小说的创派长老还是其中一个流派的掌门人[7]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梁羽生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这个几乎被公认的事实台湾学界是有争议的胡正群提出的古龙之前无新派较有代表性有不少学者将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划归传统武侠认为古龙オ是新派的开创者出现以诗的变迁的论调来说明古龙的求新求变引起学界争论至今胡逸雪将现代武侠分为传统派新派”,认为梁羽生属于传统派”[42]为了避免争论后来很多学者在论及梁羽生武侠小说地位时模棱两可但梁羽生开创新派武侠仍是大多数学者接受的主流观点林遥的中国武侠小说史话一代宗师梁羽生单独作为一章论述梁羽生在武侠小说中引入了新的人生观文艺观继承了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的优秀成就赋予了武侠小说现代意识提升了武侠小说的文化底蕴和艺术品位中国武侠小说得以用一种全新的面貌在新白话小说占据核心地位的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取得属于自己的位置梁羽生功莫大焉”[43]韩云波认为这样的评价是公允和准确的[44]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则有梁羽生的专节武林长者梁羽生”[45]这都是对梁羽生武侠地位和对武侠小说突出贡献的肯定
    随着20世纪90年代“重写文学史对通俗文学的重新评价以及雅俗対立元思维的突破梁羽生逐步进入大文学史视野从现有文学史著作看梁羽生文学主要被定位于香港通俗类小说如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将武侠小说作为香港通俗文学的第一大门类而对梁羽生进行了较多介绍[46]高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程在通俗文学专章第四节武侠小说中称梁羽生为武林长者”[47]张恫中国文学通史香港文学一章中有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及各种流行小说[48]可以看到在已有的文学史叙事中梁羽生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对其评价亦有所校正就其作品在海内外的实际影响和如今我国文学格局的改观来看随着梁羽生研究的逐步展开和进一歩深化其文学史地位必然还有提高的空间
    (五)梁羽生与金庸的比较研究
    “金梁相争一时瑜亮”,梁羽生自出场便被置于与金庸的比较中梁羽生研究也是从金梁比较研究开始的文学比较未有高低也无须泾渭分明在武侠研究中対比不同武侠作者创作的异同,对梳理武侠小说发展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后世武侠创作的逻辑发展亦具有导向和启示的功能。
    1966年香港《海光文艺》连载了佟硕之《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在当时就引发了大量关注,后来经解密系梁羽生所作,“佟硕之”寓意“同说之”。这不仅是武侠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金梁比较研究的发端。在作者所受影响上,提出梁羽生所受传统小说影响而金庸多受外来文化艺术影响这一著名论断;对金庸小说中的诗词运用颇有微词而对其人物形象塑造的多祥性表示肯定;此外还対比了两者的武功描写和爱情描写等[2]。该文开启了金梁比较研究,其中体现的港台新武侠初期的武侠理念更是为后来的武侠研究打开了相当宽广的局面,成为整个武侠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文献。
    罗岗用较大篇幅进行金梁比较研究,通过对比创作方法、人物形象塑造和爱情描写等方面的差別,分析了金梁武侠小说形式差异背后深层内容上的共同感应[49]。韩云波根据武侠文学发展的逻辑理路,分析了金庸小说对于梁羽生小说在多方面的继承和发展,提出两人不同的“反武侠”倾向,即梁羽生対“封建义侠传统的逆反”和金庸对“新型武侠的逆反”?。韩云波还对比了梁羽生和金庸对武侠小说文类功能的选择,提出梁羽生和金庸代表的是武侠小说向传统资源挖掘和向现代资源借鉴两条不同道路[51]。卢敦基从现代武侠演进的视角,対比了梁羽生和金庸各自创立的“武林秩序”,指出金庸将武侠小说的“武”推向高峰而梁羽生所创的武功系统影响カ已经式微[52]。邝健行《金梁武侠小说长短谈》[53]—书中的许多篇章,尤其是第二部分“长谈篇”中将金庸与梁羽生在很多方面有意対比,但说法往往不切要害,有待商権。此外不少武侠小说的研究文章中都有关于金梁的対比,但几乎都是在论及金庸时拉梁羽生“作陪”,少有专门的“対比”。由于金庸的光芒太过耀眼,在同时论及两人时梁羽生往往显得暗淡,不作为研究重点,也就不一一提及了。

三、对梁羽生研究的评价与展望
    关于梁羽生的研究成果不少,缺陷和不足也较明显。在梁羽生逝世十周年的今天,作为新派武侠鼻祖和一代武侠大家的梁羽生,其创作价值和思想价值对大陆新武侠的发展、对民族意识的体察、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对新世纪的文化建构,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梁羽生研究的现有优势
    首先,在对史料的整理方面,包括梁羽生的生平事迹、创作史和作品版本、年表的整理已基本明晰,不同著述中的记载出入较小。梁羽生虽称自己是“隐士”,但交游甚广,封笔之后也未曾效仿金庸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其作品版本线索十分清晰。除去专业学者的研究,网络上更是有“私家侦探”连续更新的“梁羽生评传”,其中整理了大量梁羽生的研究资料,尤其是许多香港史料都十分有价值。这些原始研究材料的整合,为梁羽生研究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
    其次,梁羽生的价值在21世纪逐步得到重视,随着武侠小说进入大文学史,为梁羽生研究的细化和深化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和环境。由于新世纪对左翼文学的重新发掘使具有左翼色彩的梁羽生小说的研究回到正常轨道。除去原有的左翼文学立场,有学者开始注意到梁羽生创作中与民国武侠及金庸小说不同的无可替代的个性,采取包容眼光看待梁羽生的诸多弊病和缺点。这使得梁羽生研究成为整个武侠小说研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侠文化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羽生研究的缺陷和不足
    第一,从数量上看,专题研究梁羽生的文章较少。作为“武侠三大家”之一,比起金庸研究和古龙研究的海量成果,梁羽生研究数量明显不足。进入21世纪,梁羽生依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是否因为梁羽生作品的质量不如后来其他武侠小说家,或者说梁羽生的作品风格和价值形态已然不符合当今大众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恐怕不能简单下结论。虽然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梁羽生研究的欠缺,但几乎无人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和阐释。
    从研究者团队来看,陈墨、罗立群等学者对梁羽生有过重点关注,持续发表过论文和专著,打开了梁羽生研究的阶段性局面。但之后几乎没有专业学者对梁羽生进行长期的持续性研究,发文者多为学生,且数量没有超过两篇,他们对原始材料的解读也未必有专业学者那样深厚翔实;研究文章显得零散、不成体系,不能构成有效且持续的学术影响力,这就导致了梁羽生研究在现有阶段很难得到根本性的突破和进一步的深入。
    第二,研究内容大量重复,缺乏新颖的观点和深入的立论,几乎没有学术性争鸣。一方面由于梁羽生在武侠小说理论方面自成一家,将自己的作品和创作观念分析和阐述得比较清楚,一些著名学者的观点也常常被当作定论,后来研究者思维跳不出这些观点的局限性;另一方面,鲜有论者能够提出新观点,也往往缺乏具体理论的支撑和深入的阐释,往往显得敷衍、浅尝辄止。相比金庸研究中从“解读金庸”到“批评金庸”“拒绝金庸”,再到以客观态度和多元角度“看待金唐”,大量不同观点相互争鸣,此起彼伏,这是 我们未来在梁羽生研究领域希望看到的景象。
    研究视角单一,研究工具不足。对比欣欣向荣的“金学”,梁羽生研究则远远不及。除了谈到传统文化和左翼文化的影响,论其名士风度、诗词回目,或者“以侠胜武”、人民为主、女性形象和历史浪漫之外,还能研究些什么?是否能以更宽广的研究视野,从更丰富、多元的角度来解读和阐释梁羽生的武侠创作?虽然近年来在梁羽生研究中引入了叙事学等新的方法,也出现了三四篇略显微薄的学科交叉研究,但常有生搬硬套、隔靴搔痒之感。从科学的态度来看,虽然要提倡将更多研究工具和学科引入梁羽生研究之中,但也要切合具体研究客体的历史特性和本身特征。宋文婕、韩云波在对还珠楼主的研究中,发现了武侠小说在实证基础和理论模型上的独特之处,提出了武侠小说研究模型如何构建的问题[54],这无疑对研究者之于武侠小说家的研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是否能够通过探寻梁羽生武侠小说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上的独立性和独特性,迸一步构建起“第二世界”研究的理论模型?诚然,这个问题任重而道远。在对单个研究対象的阶段性研究中,多尝试断然没有错误,期待随着梁羽生研究方法论的突破,能出现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第三,除武侠小说之外对梁羽生其他作品研究较为欠缺。梁羽生早年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史小品,后来又发表了大量棋评、政论,现有关注度几乎为零。梁羽生在对联方面也颇有造诣,曾出版过一本《名联观止》[55],专论古今名联,洋洋洒洒评论各家,他的学生杨健思就曾编过梁羽生的对联选集《统览孤怀》?。晩年出版的几本散文集,以《笔花六照》为例,研究者多以此阐释梁羽生的武侠观念,而没有对此的单独研究。其实这些文章和著作,同样能代表梁羽生的艺术追求,梁羽生研究不应止于他的武侠小说,还应拓展到这些领域,希望未来学者能够有所关注和探究。
    纵观梁羽生研究的历时发展,呈现出起点较高、后劲不足的态势。在把握梁羽生研究取得的已有成果基础上,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许多内容值得我们去挖掘,许多方向值得我们去拓展。在未来的研究中,不仅要把梁羽生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框架和更多向的文学自身发展过程的嬗变中去考察,也要运用更科学的方法、更多样的研究工具对梁羽生的武侠作品进行更深入、多元的挖掘和阐释,オ能形成更为系统的研究规模和更为合理的学术格局。

四、基于武侠研究的思考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逝世以来,新一轮的武侠小说研究蓄势待发,势必引发新一轮的研究热潮;如今武侠小说的研究热点则在子“金庸时代”“后金庸时代”以及“大陆新武侠”。今年怡逢梁羽生先生逝世十周年,不妨回过头去“翻翻旧账”。传记文学有为逝者作传的传统,文学研究则亦有此习惯。虽然有时不妨有蹭热点、假借名人标榜之嫌,但是客观来看,这对文学研究本身来说,小到某部作品的文本解读,大至整个研究领域的观念革新和方法创新,则有推动之功。梁羽生先生逝世后,发文悼念者不少,俯首称赞者居多,但恐怕除了书迷和研究者之外,很少有人能够客观、清醒地看待梁羽生的武侠成就,直到今天,梁羽生研究也不透彻,其关注度也不在合理水平范围。当然,这其中不乏武侠文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逻辑原因和梁羽生本身创作等诸多复杂的因素所在。
    ()武侠小说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逻辑冲突
    武侠小说自诞生之初就具有“反”的精神,早在武侠小说成为文类之前,便带有“反抗”的印记,在古代侠义小说中体现为反官府、反礼教,在新武侠小说中体现为反列强、反专制,但这和武侠小说内在的正义精神是没有任何冲突的。考察武侠小说自身的发展过程,便是以“反武侠”的方式构成自我否定的辩证运动,这种发展方式一是拓展武侠小说作为文类的内在包容性和外在延展性,ニ是对武侠精神内核的继承、突破和更新。这就决定了武侠小说的发展过程是分阶段、具有逻辑起点的。梁羽生的武侠创作,在白羽、还珠楼主等人的基础上,迸一步实现了“反封建侠义传统”的武侠精神的创新,开启了武侠小说的历史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梁羽生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金唐“后来居上”,成为中国最成功的武侠小说作家,成为“20世纪武侠分时段的关键逻辑基点与历史观测界点”[57]。问题在于,为何梁羽生没有成为这个真正的逻辑起点?
    纵观当代武侠小说研究全局,能称为逻辑起点的必然在武侠小说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換言之,便是“反武侠”实验的成功。港台新派武侠之所以被称为“新派”,在于武侠小说的历史化和现代化两个问题上。对于前者,不仅是指在武侠小说中掺入一个历史背景框架,更在于以现代的历史观念来看待历史的演变以及“侠”这一身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定位和作用。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中大多有明确的历史框架,但这并不代表完成了武侠小说的历史化进程。韩云波认为,在武侠小说历史化路线上接棒的是金庸,他的代表作《射雕英雄传》是武侠小说的创新节点,代表了武侠小说历史化和人性化两大类型中的历史化_极[58]。在金庸的后期创作中,尤其是《鹿鼎记》,更是试图以“历史小说”的写法模糊侠的存在,甚至于消解武侠小说的某些固有属性。对于后者,梁羽生武侠小说的现代化在于在创作中采用现代的阶级斗争观点和人民历史的主流意识形态,无疑带有强烈的左翼文学色彩,随着左翼文学的变迁,这种所谓的“现代性”很快便被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所抛弃。而金庸小说的现代意蕴研究者众说纷纭,在此不多赘述。至于后来古龙的狂欢式写作,代表了武侠小说人性化的现代道路;“后金庸”时代黄易的“抵抗突变式创新”、温瑞安的“另辟蹊径式继承’[59];再到“大陆新武侠‘‘的“三大主义”[60],都是基于対“武侠小”这一文类的反叛、突围,从而实现武侠小说的“再创造”。当然,武侠文学的逻辑理路如此,并非表示其发展过程一味单向,如今看来,更是有众多道路如枝蔓般延伸。对于香港新武侠那个历史阶段而言,情况或许没有如今这样复杂:有民国五大家的武侠创作在前,又有新的时代精神和价值观念需要在作品中体现,传承与求变的逻辑关系便显得格外突出,然而最成功者是金庸,而非梁羽生。
     ()传统痕迹和时代印记所引发的评价错位
    当然,以上所说并不代表对梁羽生武侠成就的否定,相反,在梁羽生研究如此欠缺的情况下,更是要逐步正视梁羽生在武侠发展中发挥的价值,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被“原谅”的,在研究过程中应该理性看待。正如蒲翠亭在还珠楼主的研究中提到了武侠小说研究领域普遍出现的评论两极化问题[61],梁羽生研究中也存在这种“求全之毀”的情况。比如梁羽生笔下为人所诟病的概念化的侠客形象、公式化的情节模式,使得从前和现在的很多研究者和评论者采用一种纯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待梁羽生的创作,错把武侠小说当作“左翼小说”;还有梁羽生始终坚持的传统章回体路数,以及小说中大量穿插铺陈的传统诗词,让人很容易主观上把它归类为“传统小说”。这些外在特征有时会误导研究者和评论者,使其忽略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本身特征,以及梁羽生作品中内在的传统精神和特有的时代印记,从而引发评价错位的情况。
    (三)武侠的多元化转变和大众审美的变化
    梁羽生如今坐在武侠“冷板凳”的位置上,恐怕还与文学接受和时代文化有关。黎慧指出“侠”“义”“仁”等武侠小说的伦理内涵随着历史文化的变迁而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了不同解读[62],就武侠小说的重要内核侠义精神而言,当今愈发趋向子模糊化、多义化。王景认为从《史记》到梁羽生,侠义精神象征的是道德正义、责任意识和英雄主义,到了“金庸时代”而被定义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是传统侠义精神的标志[63]。这种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且不论梁羽生作品中是否蕴含“为国为民”的侠义内涵,至少他更多地采用道德观念作为划分正邪忠奸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更为“传统”的侠义精神的,在当今看来这不免显得有些死板、不近人情。尤其是金庸在后期创作中更进一步,他的“反武侠”实验完成了“武侠本位”向“小说本位”的转型、“正义核心”向“自由核心”的转型_,开启了消解自己创立的侠义精神的阶段性进程,直至如今的“大陆新武侠”作家小椴、凤歌、步非烟等人,不断将新的时代精神和更多元的文化融入武侠创作,使得武侠小说产生了多向的流变。
    如今武侠小说总的发展趋势是玄幻化、娱乐化和游戏化。当然,除了武侠小说家的“反武侠”革新尝试外,也有不可避免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一个逐渐功利化、娱乐化的时代成为武侠小说的母体,很难说武侠创作不会被时代文化同质化。王亚伟连续三年[65]考察了武侠影视领域,指出武侠小说将中国侠文化推向现代化后,伴随着技术革新,武侠影视应运而生并不断将中国侠文化推向另一个高潮,将侠文化的传播扩展到更大众化和娱乐化的道路上。在媒介革新的时代背景下,大众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消费习惯已然转变,不同于以前的任何时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影响下大众审美愈发趋于轻质化的同时,文化自信的提升又使得主流意识逐渐重新加强介入、回归大众的文化心理,由此梁羽生小说中“雅”和“俗”的两面同时面临着当代文化困境的考验,从这个角度看,梁羽生的武侠作品大概很难被当代大众接受和欣赏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是否还值得阅读?其武侠创作是否还值得研究?他所代表的“正统”侠义精神在今天是否还有意义?答案是肯定的。
    谨以此文纪念梁羽生先生逝世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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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清恋,杨钊

The History,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Research ofLiang Yusheng: Commemorating the 10th Anniversary oi LiangYusheng’s Death
YE Xiangyu
(College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Beibei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Liang Yusheng is the pioneer of the new martial arts novels, one of the three martial arts novelists. He integrated the modern historical political concepts into the martial arts novels, and greatly expanded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novels, opening the door to new martial arts novels. Since the 1980s, the study on Liang Yusheng has gone through more than 30 years and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the occurrence, the expansion and the in-depth period, including his life creation,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creative concept, literary history status,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so on. However, through the overview of martial arts research, the study on Liang Yusheng is insufficient, and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research methods,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results, and narrow research iields. Now that Liang Yusheng has passed away for ten years, no matter whether it is to ruin or to gain the reputation, it cannot be the reason why Liang Yusheng’s research failed to form a reasonable pattern. It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the “anti-martial arts of the martial arts novel itself, the traditional genes created by Liang Yusheng and the unique ones. The imprint of the times is inseparable. The martial arts novels and the popular aesthetics have already produced a multi-directional evolution. Liang Yusheng’s works are no longer popular, but for the researchers, opening up the new situation of Liang Yusheng’s research is conducive to clariiy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rtial arts novels, studying for other martial arts novels and pointing out the way for other martial arts novels.
    Key words Liang Yusheng: martial arts novels; new martial arts novels; Hong Kong and Taiwan new martial arts; Chinese traditional serial novel; left wing perspective
梁书初次连载顺序口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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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性论文就喜欢罗列观点。现在来看,女权、悲剧、边疆异域风情是梁书的几个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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